思想周报新冠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政治

哈维写道，2020年1月26日，当他第一次读到关于中国流行冠状病毒的新闻时，立即想到了全球资本积累动态的后果。通过对经济模型的研究知道，资本流动的连续性受阻和破坏会导致货币贬值，而如果货币贬值变得广泛而深入，那将预示着危机的开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2007年之后有效地拯救了全球资本主义，因此，对中国经济的任何打击都必将对已经处于困境中的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在哈维看来，现有的资本积累模式已经遇到了很多麻烦。抗议运动几乎发生在所有地方（从圣地亚哥到贝鲁特），其中许多都集中在以下事实上：主导的经济模式对民众而言效果不佳。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越来越依赖于虚拟资本，以及货币供应和债务创造的巨大扩张。目前已经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些需求是为了实现资本能够生产的价值。那么，合法性低、健康上脆弱的主导经济模式，如何吸收大规模流行病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并幸存下去？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破坏的持续时间和扩散时间，因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贬值发生不是因为商品无法被出售，而是因为商品不能被及时出售。

长期以来，哈维一直拒绝将“自然”这个概念与文化、经济和日常生活隔离开来。资本改变了其自身再生产的环境条件，也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例如气候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真正的自然灾害。病毒会随时变异，但是，突变是否威胁生命取决于人类的行为。

首先，有利的环境条件增加了发生剧烈突变的可能性。例如，在潮湿的亚热带地区集中的或难以管控的食物供应系统可能对此有所贡献。这种系统存在于许多地方，包括长江以南的中国和东南亚。其次，有利于通过宿主快速传播的条件之间差异很大。高密度人群似乎容易成为目标。众所周知，例如，麻疹仅在较大的城市人口中心肆虐，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区迅速消亡。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移动、自律还是忘记洗手会影响疾病的传播方式。近年来的SARS、禽流感和猪流感似乎首先影响了中国或东南亚。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遭受了猪瘟的困扰，这导致了大规模的生猪屠宰和猪肉价格上涨。说这一切并不是要指控中国。在许多其他地方，病毒突变和扩散的环境风险也很高。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可能来自堪萨斯州，非洲可能滋生了艾滋病毒，并且肯定引发了西西尼罗河病毒和埃博拉病毒，而登革热在拉丁美洲流行。但是，病毒传播的经济影响和人口影响取决于霸权经济模型中预先存在的裂缝和漏洞。

对于COVID-19最初在武汉被发现，哈维并不感到意外（尽管它是否起源于武汉尚不清楚）。显然，给当地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考虑到这是一个重要的生产中心，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尽管不知道其规模）。最大的问题是传染和扩散将如何发生以及持续多长时间（直到找到疫苗）。较早的经验表明，日益全球化的缺点之一是阻止新疾病在国际上迅速传播是不可能的。人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几乎每个人都在旅行。潜在的人为传播网络是巨大而开放的。

当最初的新闻爆出时，全球股票市场立即下滑，但令人惊讶的是，随后一个月或更长时间，市场达到新高。这一消息似乎表明，除中国以外，其他任何地方的生意都很正常。人们似乎相信，将经历一次SARS的重演，尽管它具有很高的死亡率，并且在金融市场上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但事实证明疾病很快就会得到遏制，并且对全球的影响很小。当出现COVID-19时，主要的反应是将其描述为SARS的重复，从而使恐慌变得多余。在中国爆发的病毒和那里采取的行动，还导致世界其他地区错误地将这一问题视为“在那儿”发生的事情，因此视而不见（与此同时某些地方出现了令人反感的反华仇外迹象）。

然而，通过武汉的全球生产链中断的故事开始流传。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或者被视为特定产品线或公司（如苹果）的问题。货币贬值是局部的和特殊的，不是系统的。消费者需求下降的迹象也被最小化，即使像麦当劳和星巴克这样在中国市场有大量业务的公司不得不暂时关闭当地业务。农历新年与病毒爆发的重叠掩盖了整个一月份的影响。对此的自满情绪是严重错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