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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德育思想体现在哪里

来源:未知 时间:2020-03-21 18:32 浏览量:
柳宗元的德育思想体现在哪里


柳宗元的作品除蕴涵丰富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法学思想外,也包含了一些心理学思想和教育心理思想,这其中就有他的德育思想。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卒于宪宗元和十四年。因其祖籍河东,人称柳河东;曾贬官柳州,故又称柳柳州。他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作品除蕴涵丰富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法学思想外,也包含了一些心理学思想和教育心理思想,这其中就有他的德育思想。

一、德育的目的

柳宗元重视德育,认为德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行道的君子。

柳宗元否定天命而重人事,认为封建王朝施行德政才能得到民众拥护而巩固其统治。他在《贞符》中说: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德绍者嗣,道怠者夺。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

 

柳宗元对于君子,表明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首先,君子应该“无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心乎生民而已”(《伊尹五就桀赞》)。其次,君子作了官吏,也应该认识到“为吏者,人役也”(《送范明府序》),而不能颠倒主仆,奴役人民。再次,君子是人格高尚的人,内外兼修,“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与杨诲之第二书》)。最后,君子为国家所用,就出而施行治道,“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不能得到使用,就居家修养以完善自身,“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寄许京兆孟容书》),“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与顾十郎书》)。

二、德育的过程

1.五常为规――道德认识

五常是五项常行的道德规范,沿着五常而行就是圣人的中正之道。柳宗元在《时令论》中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常行者也。”五常之中,基本的是仁义两项。他在《四维论》中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可见,柳宗元的道德认识就是以五常为规。

2.诫惧忧道――道德情感

柳宗元作《诫惧箴》,说“祸至后惧,是诚不知,君子之惧,惧乎未始。”意思是说祸患临头才害怕,这是不明智的;君子在祸患发生前,就知道提高警惕。一些人干丑事、坏事,往往有前惧早畏与后惧晚畏之分。善于前惧早畏的人,一般当自己的恶念萌发之时,或当自己的恶行实施,或畏于人知,或畏于法纪,立马排除恶念,中止恶行,这样,可使自身及时跃出泥潭,避免无力自拔,避免付出高昂的代价。

柳宗元作《忧箴》,说“所忧在道,不在乎祸”。这表明了他抛开个人的得失,一心只为“行道”的思想。《忧箴》中还以“有闻不行,有过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烦;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诚恳,过犹不及。忧之大方,惟是焉急”,说出了值得忧愁的几件事。

3.植志笃道――道德意志

立志对行道非常重要,是能否成为君子的关键。柳宗元说:“君子学以植其志,信以笃其道”(《送薛判官量移序》)。柳宗元自己是立志信道的人,实际上,他少年时就树立起宏伟的志愿,他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写道“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又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说“夫形躯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

4.行本诚先――道德行为

柳宗元非常重视道德行为。他认为作家从事写作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有好的行为和品德。“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里不单指个人道德行为,同时是指坚持一定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的各种行为活动。

三、德育的原则与方法

1.方中圆外,经权结合

柳宗元在《与杨诲之书》中说“吾故欲方其中,圆其外,今为足下作〈说车〉,可详观之。”然后在《说车赠杨诲之》》中把个人立身处世比喻为一辆“任重而行于世”的车,且说“中不方,则不能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方之所谓者箱也,圆之所谓者轮也。”要求做人既要有原则,又要灵活。换一种说法,就是要做到经权结合。

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知,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怫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断刑论下》)

这段话的意思是:经,是常规,权,是实现经的手段。都是为了达到仁和智。把经和权割裂开来,那就十分糊涂了。没有权的经是拘泥的,没有经的权是背理的……懂经而不懂权,并不是真懂经。懂权而不懂经,也不是真懂权。

在这里,经就是原则性,权就是灵活性。道德实践要遵守一定的原则,否则就谈不上道德,但实践中遇到具体情况时也要求一定的灵活性。只有经权结合,才是真正的知经又知权,才符合大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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