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是资料和轶事最多的前辈学人，更是一个最难下定论的人，太多的内容需要我们去记述和思考。无论从哪方面讲，胡适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又是一个极其矛盾，充满争议的人，一个复杂的天生异类的胡适。其为政为人为学思想又都如错综复杂的网，紧紧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

胡适的一生都包夹在论战、攻击与争议之中，除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几乎和所处的每一个时代和阶段都发生了全方位的摩擦，铺天盖地，胡适一生都是在批判与论战中度过的，这种冲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达到了高潮，在台湾，胡适度过了人生的最后4年，横竖是不招人待见的他又是被四面夹击的4年，他与时代的摩擦达到了高潮，而在其身后，争议仍未片刻平息，直至今日。

对胡适持异见者，一类是政治上的敌人，一类是学术文化上的敌人，可称之为政敌和学敌，这里边很多是他的朋友故旧，甚至学生也都向胡适一齐开火。从层次上，有最高当权者毛公蒋公、学界泰斗和领袖章太炎、鲁迅、郭沬若到对其一知半解的一介百姓、学界新人，可谓包罗万象。

从被批判内容上看，一样的五花八门，大到救国小到治学思想，甚或史学、文学、哲学等等思想，自有认同的有不认同的，认为合理的也有认为不合理，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遭骂的人物，无论政界还是学术界，无论青年胡适还是暮年适之。

正面评价胡适者，至少认为他是学识渊博的大师，乃至誉之为“当代孔子”，是二十世纪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伟大思想家，余英时认为他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连英国著名翻译家韦利上世纪20年代就赞扬胡适是当世六大天才之一，从1917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上都一直居于中心位置，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批评者如名士章太炎先生对胡适擅长的哲学也嗤之以鼻：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就连他的弟子唐德刚也说，若以单纯学者而论，那他便一无是处，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

至于欣赏他还是批评他，却全不相干，批评或指斥也是记忆的表现，从思想史角度看，正是对他最高的礼敬。

胡适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中西兼修，这也许是个矛盾体，而且胡适所置身的时代背景是逢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这是他与那个时代遇到的巨大困惑，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思想难题，而另一方面，胡适的特质性来源于他的复杂经历，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更广阔，因此他观察世界的角度自然也与众不同。

在当时不断两极化和激进化的社会中，胡适试图去寻找一条超越阶级斗争，和平独立的发展道路。他致力于学术独立，科学救国，然而，时代偏偏无法给他一个正面求证的机会，他也无力给自己创造任何机会。他的个人世界也是整个时代的缩影。所以，胡适并非一个不识时务、思想迂阔的书生，恰恰是因为他的特质性，才使他显得如此突兀，以致“不合时宜”，使他总是陷入角色的紧张中，无论作为校长、舆论家、政府顾问，都会挑起争议。

胡适面对种种的指责甚至恶意攻击，总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有时候他们是身不由己，别无选择，言不由衷，我想除了真正接触过胡适在真正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外，大都内心有一杆秤吧。

公元1962年2月心脏病猝发去世，去世后的胡适获得了极大的哀荣，蒋介石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然而蒋在胡适去世当天的日记中却写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对革命事业确实去除了一个障碍。也许正是这新与旧，才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矛盾的中心。

胡适和李鸿章一样的奇诡，外国人奉之如神灵，国人贬之如草芥，有多少人读懂其中的曲折和隐晦？我相信后来者评论自会越来越公道和客观，也许年代久了我们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相对于他的梦想，胡适是一个悲剧似的人物，相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对胡适思想感到隔膜，又是一个悲哀。但无论如何，他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先人前辈，在他面前，我们总是那么的肤浅和刻薄。

胡适已经逝世50年，胡适先生的影响和地位，真不是简单数语可述，其思想和精神之内涵，许多至今尚未被消化完毕，无论怎样，但都可以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