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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赤壁赋》看苏轼的佛禅思想

来源:未知 时间:2020-02-24 14:41 浏览量:
从《前赤壁赋》看苏轼的佛禅思想


宋代的文坛巨星苏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善文章、工诗词,且能书擅画。因此自北宋后期,他就一直以文采风流为学者文人所钦慕。而最为历代知识分子所称道不已的则是一生执中持平,守正不阿,虽屡遭贬滴却仍处之泰然的豪放和旷达的思想境界。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诗、文、词中,则无论是写人生理想追求的,还是写山川田园风光的,都显得那么超脱、旷达,具有一种共同的豪迈气象。
然而,透过旷达和豪迈,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宗教情绪。说得准确一点,就是伴随着苏轼旷达、豪放的,实质上是一种随缘自足的佛教禅宗思想。

苏轼出生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了丰富的封建文化的教养和熏陶。传统的儒家教育,使他曾立志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按他的才能,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出将人相的治世能臣而彪炳史册。然而,冷酷无情的现实使他很快发现,自己正处于北宋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而他的执着和守正不阿又注定了他要成为这一场政治斗争中的不幸牺牲品。
果然,在乌台诗案中,他受尽折磨,几至大辟,其后又一贬再贬,险乎被贬到海外。面对着实际生活中各种矛盾和斗争,个人生活道路上的种种忧患和无常,“兼济”固然谈不上,“独善”又谈何容易?为了求得对世事的超脱和个人的平衡,他开始在儒家学说之外另辟蹊径。
面对人生的坎坷遭遇和无常命运,他也曾用道家的一毁誉、齐死生、轻富贵的“齐物”论思想,企图使自己超然物外。然而,道家愤世嫉俗,批判现实的态度为世所不容,而用道术和服药的“炼形”方法,也并不能超凡人圣,做不死的神仙。既然不能成仙得道,自然还得经受人生的忧患和磨难。

怎样才能真正地解脱精神上的痛苦,恢复失去平衡的心理?他向“佛”求救了。他不仅“读释书”,还与禅僧们过从甚密,交往很深。他自己就曾说过:“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与他交往的和尚中,有案可稽的不下百人。乌台诗案之后,佛家禅宗思想便成了苏轼处世哲学的主导思想,也成了他在险恶的政治逆境中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
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打上了这种思想的烙印,特别是《前赤壁赋》更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前赤壁赋》就作于1082年滴居黄州之时。在黄州的四年,是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穷困,心情极苦闷的时期。
其时,苏轼正当壮年有为之时,突遭此变,从肉体到精神都是十分痛苦的。正是为了排解这巨大的精神痛苦,他随缘自适,来到了大自然,寄情于山水。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他与二三知已泛舟于长江之上。眼前江面平静如镜,清凉的秋风轻柔地吹拂着,一轮明月,缓缓升起,赤壁左近,全部溶人了一派清辉之中,一切都显得那么空蒙、宁静、幽雅,那么富有诗情画意。就在这水天茫茫之中,一叶小舟在茫然万顷的长江上漂浮。浩渺湍急的江水正催动着单薄轻盈的小舟快速前去……

面对着这一派美如仙境的景色,作者暂时忘记了尘世一切烦恼和痛苦,感到了一种从未经历过得适意,竟然产生了“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感觉。是得,他多想脱离这恼人的尘世,摆脱这人世的羁绊,长了双翼与神仙为伍啊!
然而,他很快就清醒地认识到现实是不会允许他飘飘欲仙的生活的,他头上不是还顶着“戴罪自新”的帽子吗?是的,人生就是这样奇怪,自己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他思考着人生,探索着人生的价值。他痛苦地感受到了世道难测,人生无常。
眼前就有两位古人值得人们很好地思索一番了。当年雄才大略的曹操,为了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带领了号称八十三万的大军,在攻破荆州,降了刘表之后,浩浩荡荡一路东进。他憧憬着战争胜利而“配酒临江,横架赋诗”不可一世。又谁知风云突变,世事无常,英雄也有捉襟之时,雄姿英发的周瑜以其超人的的智谋大破曹军,一场大火烧得曹公丢盔弃甲,大火烧红了江边石壁,留下了“赤壁”胜迹。

以东坡之才,自堪与曹公、周郎相比,然而今天却落到“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的地步,一边是“舳舻千里,族旗蔽空”的一世之雄;一边是“驾一叶之扁舟”“渔樵于江渚之上”的等闲之辈,多么强烈的对比!
想到这里,刚才的飘然而乐早已化为乌有,涌起的是一阵怅惘和痛苦。他又进一步想到,一世之雄也好,等闲之辈也好,结果都难免一死。曹、周两人不是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中了吗?自己早晚也难逃一死。
面对着无常而短暂的人生和悠悠无尽的长江,他发出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慨叹。人们对尽善尽美的理想追求越诚笃,那么当他不能实现时,所感受的悲哀和寂寞也就越大,越深。苏轼要求建功立业的理想既不能实现,想与仙人同游,与明月永存的长生愿望更非现实,这就使他内心的波澜更大。

这里,佛家禅宗的“我心即佛”“四大皆空”便成了他解脱痛苦,求得心理平衡的灵丹妙药,正是因为他采取了清净本心的方法来求得心灵的永恒,使文章表现了一种豪迈和旷达的情怀,而不是愤怒和报复的情绪。佛家讲“涅磐”,主张的就是精神解脱,而禅宗更是提倡“本心即佛”,就是认为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无意义的,只有人的内心才是一切。苏轼正是在与禅僧们的交往中,逐渐接受了这种简便直接的心理平衡方法的。
这种思想使苏轼不再为人生的无常而烦恼,更无须“羡”长江之无穷了。正是以这种“精微玄妙而又残酷的人生哲学——以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为基础,苏轼终于悟出了“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禅宗的这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帮助苏轼解除了精神危机,调节了不平衡心理,使他可以忘忧,因而从悲哀中解脱出来,寻到了生活的情趣。

不过,这种处世哲学对苏轼的性格的形成与作品的豪放旷达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表现为理性多于感情,克制战胜冲动,他面对残酷的现实时,没有发出绝望的呼叫,而是承受打击与磨难。由于这种禅宗思想对他的影响十分深远,故在其感情激烈变化时,起到了调节机制的作用。佛禅思想就象减压阀一样,为心理不平衡起了缓冲与减压作用,使苏轼能始终保持旷达开朗的性格,作为文学家,他的成功奥秘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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