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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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2-16 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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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刍议
清前期在清朝历史的各个阶段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术界已对清前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宗教、边防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对民族关系思想却鲜有涉及。本文拟对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做一初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一、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对历代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笔者历来认为，“宋元明清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完善及理论总结的时期”，而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可以说是集历代民族关系思想之大成。
其一，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继承了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并予以总结与完善。只要我们认真梳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内容就不难发现，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华夷一家”思想、“威德并行”思想、“爱之如一”思想、“畏威怀德”思想、“诚信”思想、“以夷治夷”思想、“恩威并用”思想、“和亲”思想等在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都有所体现。这里我们着重以“诚信”思想、“和亲”思想及“恩威并用”思想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先谈“诚信”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许多政治家特别重视诚信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如唐朝前期，唐太宗提出了“以诚信御天下”的观点; 褚遂良亦主张应以“信义”安抚少数民族，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守信应有始有终。清前期的统治者更加重视诚信问题。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以来，清前期的统治者就非常重视“诚信”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努尔哈赤在处理与蒙古诸部的关系时特别强调满蒙关系应以诚信为基础，即他所说的“吾不需财畜，唯需至死不渝之诚心”。皇太极即位后，进一步深化了“诚信”思想，不仅将这一思想运用到清与蒙古的关系中，而且在处理明清关系时还强调应将诚信放在首位，即“两国通好，诚信为先”。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他也要求诸王贝勒大臣要讲诚信。顺治帝亲政后就不厌其烦地对大臣们强调“朕崇诚信”，使“诚信”思想成为顺治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思想之一。康熙帝重视诚信更是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他的谥号中就有“诚信”二字，即“大清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诚信”在康熙帝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曾对大臣们说: “朕统御天下，重信义而贱欺诳。”雍正帝即位后，清王朝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在“大一统”的背景下，雍正帝仍宣称“朕以诚信待天下臣民”，从而将“诚信”思想推向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王朝连续出现五六代帝王重视诚信的情况并不多见，清前期的统治者能够以“诚信”思想来处理民族关系，表明他们很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
再谈“和亲”思想。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从中国古代和亲历史来看，大一统王朝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和亲最多，如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唐朝与吐蕃、回纥、契丹的和亲等等。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满蒙之间开始联姻，这一时期联姻的主要目的就是建立政治与军事同盟。虽然努尔哈赤统治时期至少有14 次联姻，但相对来说联姻的动机比较单一。清太宗皇太极统治时期，满蒙联姻进一步发展，这段时期满蒙之间的联姻无论从频率、质量以及范围等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清世祖顺治帝继位后，即满清入关以后，清廷继续重视与蒙古诸部的联姻，这从顺治时期共册封两位蒙古族皇后就一目了然。清圣祖康熙帝与清世宗雍正帝时期，尽管清朝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但清廷却更加重视与蒙古各部的联姻。满蒙联姻嫁娶者的众多身份和规模庞大的人数都体现了多层次的特点，表明这一时期的满蒙联姻从最初的单一性逐步向多层次性发展。回京省亲制、内廷教养制、入京朝觐制等制度的相继建立，显示出满蒙联姻制度化的趋向。由是观之，中国古代的和亲已经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纵观汉唐时期的和亲，虽然持续时间比较长，但都没有像清朝这样形成比较完备的联姻制度，而满蒙联姻的制度化亦标志着清前期统治者对中国古代的“和亲”思想进行了完善与理论总结。
清前期统治者对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完善与总结还体现在“恩威并用”思想上。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与“恩威并用”几乎相同的提法有很多，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主要包含“剿抚并用”“剿抚并施”“剿抚兼施”“剿抚并行”等。我们以《四库全书》为统计蓝本，着重统计了“恩威并用”以及与其相似的概念在《四库全书》中出现的次数。其中“恩威并用”共出现88 次，约有一半的记载来源于清代文献; “剿抚并用”出现44 次，清代文献有40次; “剿抚并施”出现14 次，清代文献出现12 次;“剿抚兼施”出现39 次，全部出自清代文献; “剿抚并行”14 次，全部出自清代文献。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与“恩威并用”这一概念相似的一些提法大多数出自清代文献，表明清朝统治者更加用心地总结和完善传统的“恩威并用”思想。
其二，清前期统治者在实践中总结了“以汉攻汉”等具有创新性及鲜明特色的思想观点。“以汉攻汉”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利用汉族军队攻打汉族所建立的王朝或政权，从而达到少数民族政权少出兵或不出兵却能取胜并借此削弱汉族政权兵势的行为。
虽然清前期的统治者并没有对“以汉攻汉”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但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以汉攻汉”思想，这也成为清朝最终能够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钱穆先生曾指出，“清人所以得吞灭南明，其最重要原因，厥为汉奸之助”，清朝“赖汉奸得占全中国”，此处汉奸指的是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吴三桂等人。法国传教士白晋更是直截了当地说: “事实上，鞑靼人( 满族) 在征伐帝国( 明朝) 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洲人去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其实，最早提出“以汉攻汉”思想的就是降后金的明朝官员。如天聪七年( 1633 年) 七月，祖可法就向皇太极提出“使汉攻汉，何不妙哉”的思想，皇太极接受了这一思想并将其积极运用到与明朝的关系上。天聪八年( 1634 年) 七月后金发动的第二次入关之战，皇太极就令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人率领各自的汉军参与作战。清军入关后，以吴三桂为代表的汉族将领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命令下，率军继续往西追击李自成农民军，为清廷立下赫赫战功。这些都是清朝统治者“以汉攻汉”思想的具体运用。顺治帝亲政后，继续谕令平西王吴三桂等人“所领汉兵”征讨云贵地区，不仅如此，他还非常信任汉族将领洪承畴，令其经略西南地区，最终汉军配合清军消灭了永历政权。至顺治晚年，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讷在奏折中说: “今各省驻防出征，多用汉军。”由此可见，顺治帝在其统治时期一直非常重视“以汉攻汉”思想的运用。康熙帝亲政后，继续深化了“以汉攻汉”思想，在平定三藩时，他就对绿旗将领张勇等人强调:“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这句话所蕴含的“以汉攻汉”思想不言而喻。
“以汉攻汉”虽然在清朝统一中国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这种方式容易制造少数民族与汉族、汉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而且一些汉族将领由于帮助清朝征战有功，便以此向清廷索求无度，给清王朝带来了沉重负担。如汉族藩王吴三桂，虽为清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但后来拥兵自重，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由他引发的“三藩之乱”更是给清王朝带来了沉重灾难。由此可见，“以汉攻汉”是把双刃剑，须辩证看待。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继承了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而且提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关系思想观点，正是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清朝统治者能够正确处理满族与汉、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合乎清朝发展实际的民族政策。
二、儒家思想对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
中国几千年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追根溯源，还是扎根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民族观的沃土之中。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历史上进入中原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无一不被汉族文化所吸引，他们自然或自愿地接受儒家文化并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理论基础，这一点在清朝尤其是清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史料表明，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以前就开始接触儒家文化。天聪年间，皇太极就曾命巴克什达海翻译《孟子》等儒家经典。后来，随着后金实力的逐步增强，归降之汉族官员越来越多，再加上皇太极又注重提高汉族官员的政治地位，给予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力，于是这些汉族官员就不断向皇太极强调儒家思想的重要作用。如汉官王文奎不仅向皇太极表示“(天下) 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守之”，而且鼓励皇太极多读儒家经典，他曾直接上疏皇太极，强调“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在汉族官员的建议下，儒家思想越来越受到皇太极的重视，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他在称帝后不久即派人祭奠孔子。我们再从皇太极“满汉一体”“朕欲宣布德化，使人民共登安乐”等观点来看，他的民族关系思想明显具有儒家思想的内涵。
多尔衮率清军入关以后，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如何统一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原地区; 二是如何处理满族与占领地区广大汉族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应对满汉两种文化的冲突。前者是如何“马上得天下”，后者则是如何“马上治天下”，然而成功的征服并不代表成功的统治，后者远远要难于前者。鉴于此，多尔衮在范文程与洪承畴等汉族官员的建议下，公开推行尊孔崇儒之策。一是遣官祭祀孔子并亲自拜谒孔子庙，将孔子封号更改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二是开科取士。这无疑是向外界宣布清朝将以儒家思想治国，这些举措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北方官员(主要是明朝旧臣) 归顺清廷，其中一些不乏明朝的高级官员，如原明朝大学士冯铨、兵部侍郎金之俊、三边总督李化熙等等。钱穆先生认为:“元人以武力自傲而鄙视汉化。清人则并无真可恃的武力，一进中国，即开科取士，公开政权，依照着中国传统政体的惯例作实际的让步。北方一部分士大夫，便开始与清政权妥协。”我们认为，这种“让步”指的是以接受儒家文化来换取北方士大夫的支持以及对异族君主的承认。北方汉族官员与清廷的联合对南方士人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从后来在南方士人中颇具人望的陈名夏归顺清廷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多尔衮推行尊孔崇儒的目的不言而喻，而在实施这些措施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顺治元年( 1644 年) 九月，多尔衮在其令中阐述了他的“一统”思想; 顺治二年( 1645 年)四月，他提出“满汉一家”思想。由此可见，多尔衮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与尊孔崇儒相辅相成。
自顺治帝登基后，清朝的皇帝不仅自幼开始接受儒家教育，而且在他们各自的统治时期均确立了尊孔崇儒的基本国策。顺治帝自幼“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亲政后经常强调他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康熙帝自幼即“以《学》、《庸》诂询之左右……至若史、汉以及诸子百家、内典、道书，莫不涉猎，触事犹能记忆”。康熙帝在位期间更是经常从儒家经典中汲取治国经验，如他尝说: “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论语》一书”。雍正帝“幼耽书史，博览弗倦，精究理学之原”，即位后更是将孔子推崇到一个极高地位，称赞孔子“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师，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从顺、康、雍三帝自幼接受儒家文化浸染及其统治时期尊孔崇儒的程度来看，其民族关系思想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历来为汉族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家思想被清朝统治者广为接受。那么，清朝统治者接受儒家思想的原因是什么? 对此，钱穆先生指出: “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裏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此处所讲“中国人”当指汉人，“中国文化”当指儒家文化，其意为: 任何少数民族只要接受儒家文化，就可以被汉族认同，从而成为汉族的一员。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我们知道，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经过两千年的发展，“礼”分华夷成为儒家认识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一条准则。换言之，在儒家眼里，区分华夷的根本标准在于少数民族的行为是否合乎儒家“礼”的规范，其本质在于是否接受儒家文化。在汉族官员的影响下，清朝统治者不仅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在现实中，“他们发现无论怎么重用满人，其能力都不如汉人; 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满族人口处于绝对少数，本民族的传统积淀不够”。所以，这些客观现实促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只有接受儒家文化才能成功统治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已经深入清朝治国思想的各个方面，至雍正时期，即使“华夷之辨”思想依然有一定市场，但雍正帝却能拿起儒家的理论武器一一反驳。
儒家思想所主张的“大一统”与“华夷一家”思想，在政治上强调各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文化上表现出文化认同的价值趋向。清朝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高度接受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大一统”“满汉一家”“中外一体”等思想，不仅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而且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
三、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二元性特点及原因
通过对清代史料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发现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二元性特点。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其思想就出现了二元性倾向。据阎崇年先生考证，努尔哈赤统一辽东地区后，为加强对辽东汉人的统治，一面谕令收养汉人、勿妄杀掠，一面又经常滥施淫威、举措失当。至清太宗皇太极统治时期，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其思想开始具有二元性特点。如皇太极一方面宣称“满蒙汉一体”，一方面又对蒙古族和汉族有所防范。他曾告诫诸贝勒，对蒙古贵族所派来之人，不得私下给予兵器; 对归降汉官一面加以恩养，一面又有所猜忌，后来这种行为更是引起汉族官员的不满。入关之后，清朝统治者思想的二元性特点愈加明显。清圣祖康熙帝在其统治时期虽然极力宣扬“中外一体”“满汉一家”，但又坚持“八旗满洲为我朝根本”的基本国策。他经常批评汉族官员结党营私、以下欺上，并告诫后世子孙要对汉人有所防范，“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清世宗雍正帝虽极力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却又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将二百四十里之境让与交阯国。
那么，为什么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来，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二元性的特点? 为什么他们处理民族关系的许多做法都出现了与他们的思想矛盾的地方? 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如下两点尤为重要。
其一，与满族形成初期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性格有关。林乾教授认为，满族共同体形成时期具有鲜明的二元文化特质: 既有崇尚骑射的游牧文化，又有筑室而居的农耕文化。自古以来，中国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具有相互对立性与排斥性，秦汉时期，崇尚游牧文化的匈奴铁骑就经常南下侵扰崇尚农耕文化的聚居于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对立统一的一面，游牧民族生存所需要的固定的水源、牲畜以及牧场，注定与农耕民族一样，必须充分了解自己土地的生存潜力。正如林乾教授所言，游牧民族的“游动性”或“逐水草为居”是有规律、有目的、有限度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主要差异之一，即“游动”与“定居”的区别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就表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关联性。满族是个古老民族，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广阔的东北地区，在东北地区特殊的温带季风性气候与温带阔叶林、针叶林相互交叉的环境下，形成了既具有精于骑射的游牧文化的一面，又出现了“半耕半农”具有农耕文化的特征。早在北魏时期，史籍中就出现了勿吉人( 早期满族的称谓) 从事农耕的记载。明代时期，女真人从事农业生产者更为普遍，当然骑射文化在女真人的日常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正如清人福格所讲: “满族之俗，同于蒙古者衣冠骑射，异于蒙古语言文字。满洲犹稼墙，有城堡世居之民; 蒙古则逐水草为行国，专射猎而无耕种也。”可以说，自秦汉以降，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有机地统一在女真族的形成与发展之中，经过两千年的沉淀，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吸收、相互促进，使满族成为一个既像蒙古族一样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又像汉族定居生活一样的农耕民族，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满族“兼容并包”的独特的民族性格。林乾教授认为，自后金政权建立起，直到康熙初年止，后金、清的政策始终在摇摆、矛盾中实行。这种摇摆、矛盾的政策与其说是社会性质的不同使然，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造成的。结合林教授的观点，我们认为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之所以出现二元性的特点，也正是熔铸在满族文化中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结果。我们知道，民族关系思想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指导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总是摇摆、矛盾，所以民族政策始终在摇摆、矛盾中实施。我们再结合皇太极时期既强调“满汉一体”，又主张满族人坚持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做法，就不难看出其民族意识中蕴含着强烈的文化意识，而这种文化意识从根本上讲，是熔铸在满族共同体中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共同形成的。只要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出现二元性特点的原因了。
其二，与当时清朝所面临的客观条件有关。清朝前期的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会意识到，满人与汉人在文化上存在着一定差距; 满族人口相较于汉族，在数量上又处于绝对劣势。这两方面客观存在的现实条件，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在重用满人的同时，又必须重用汉人，既要保证作为统治阶级的满人的特殊地位，又要维护在文化和人口数量上都占据优势的汉人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清朝皇帝在处理满汉关系时表现出二元性的特点，当然这种二元性既有对立又有统一。当满汉矛盾处于不可调和的状态时，清朝统治者会以“首崇满洲”的原则处理问题; 当满汉之间的分歧最终趋于统一时，这种二元性又具有统一的一面。
清前期在清朝历史的各个阶段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术界已对清前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宗教、边防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但对民族关系思想却鲜有涉及。本文拟对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做一初步梳理和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一、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对历代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笔者历来认为，“宋元明清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完善及理论总结的时期”，而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可以说是集历代民族关系思想之大成。
其一，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继承了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并予以总结与完善。只要我们认真梳理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内容就不难发现，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华夷一家”思想、“威德并行”思想、“爱之如一”思想、“畏威怀德”思想、“诚信”思想、“以夷治夷”思想、“恩威并用”思想、“和亲”思想等在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都有所体现。这里我们着重以“诚信”思想、“和亲”思想及“恩威并用”思想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先谈“诚信”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许多政治家特别重视诚信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如唐朝前期，唐太宗提出了“以诚信御天下”的观点; 褚遂良亦主张应以“信义”安抚少数民族，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守信应有始有终。清前期的统治者更加重视诚信问题。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以来，清前期的统治者就非常重视“诚信”在民族关系中的作用。努尔哈赤在处理与蒙古诸部的关系时特别强调满蒙关系应以诚信为基础，即他所说的“吾不需财畜，唯需至死不渝之诚心”。皇太极即位后，进一步深化了“诚信”思想，不仅将这一思想运用到清与蒙古的关系中，而且在处理明清关系时还强调应将诚信放在首位，即“两国通好，诚信为先”。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他也要求诸王贝勒大臣要讲诚信。顺治帝亲政后就不厌其烦地对大臣们强调“朕崇诚信”，使“诚信”思想成为顺治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主流思想之一。康熙帝重视诚信更是得到了后世的认可，他的谥号中就有“诚信”二字，即“大清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诚信”在康熙帝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曾对大臣们说: “朕统御天下，重信义而贱欺诳。”雍正帝即位后，清王朝已经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在“大一统”的背景下，雍正帝仍宣称“朕以诚信待天下臣民”，从而将“诚信”思想推向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王朝连续出现五六代帝王重视诚信的情况并不多见，清前期的统治者能够以“诚信”思想来处理民族关系，表明他们很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
再谈“和亲”思想。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从中国古代和亲历史来看，大一统王朝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和亲最多，如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唐朝与吐蕃、回纥、契丹的和亲等等。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满蒙之间开始联姻，这一时期联姻的主要目的就是建立政治与军事同盟。虽然努尔哈赤统治时期至少有14 次联姻，但相对来说联姻的动机比较单一。清太宗皇太极统治时期，满蒙联姻进一步发展，这段时期满蒙之间的联姻无论从频率、质量以及范围等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清世祖顺治帝继位后，即满清入关以后，清廷继续重视与蒙古诸部的联姻，这从顺治时期共册封两位蒙古族皇后就一目了然。清圣祖康熙帝与清世宗雍正帝时期，尽管清朝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但清廷却更加重视与蒙古各部的联姻。满蒙联姻嫁娶者的众多身份和规模庞大的人数都体现了多层次的特点，表明这一时期的满蒙联姻从最初的单一性逐步向多层次性发展。回京省亲制、内廷教养制、入京朝觐制等制度的相继建立，显示出满蒙联姻制度化的趋向。由是观之，中国古代的和亲已经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纵观汉唐时期的和亲，虽然持续时间比较长，但都没有像清朝这样形成比较完备的联姻制度，而满蒙联姻的制度化亦标志着清前期统治者对中国古代的“和亲”思想进行了完善与理论总结。
清前期统治者对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完善与总结还体现在“恩威并用”思想上。在中国古代史籍中，与“恩威并用”几乎相同的提法有很多，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主要包含“剿抚并用”“剿抚并施”“剿抚兼施”“剿抚并行”等。我们以《四库全书》为统计蓝本，着重统计了“恩威并用”以及与其相似的概念在《四库全书》中出现的次数。其中“恩威并用”共出现88 次，约有一半的记载来源于清代文献; “剿抚并用”出现44 次，清代文献有40次; “剿抚并施”出现14 次，清代文献出现12 次;“剿抚兼施”出现39 次，全部出自清代文献; “剿抚并行”14 次，全部出自清代文献。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与“恩威并用”这一概念相似的一些提法大多数出自清代文献，表明清朝统治者更加用心地总结和完善传统的“恩威并用”思想。
其二，清前期统治者在实践中总结了“以汉攻汉”等具有创新性及鲜明特色的思想观点。“以汉攻汉”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利用汉族军队攻打汉族所建立的王朝或政权，从而达到少数民族政权少出兵或不出兵却能取胜并借此削弱汉族政权兵势的行为。
虽然清前期的统治者并没有对“以汉攻汉”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但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以汉攻汉”思想，这也成为清朝最终能够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钱穆先生曾指出，“清人所以得吞灭南明，其最重要原因，厥为汉奸之助”，清朝“赖汉奸得占全中国”，此处汉奸指的是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吴三桂等人。法国传教士白晋更是直截了当地说: “事实上，鞑靼人( 满族) 在征伐帝国( 明朝) 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洲人去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其实，最早提出“以汉攻汉”思想的就是降后金的明朝官员。如天聪七年( 1633 年) 七月，祖可法就向皇太极提出“使汉攻汉，何不妙哉”的思想，皇太极接受了这一思想并将其积极运用到与明朝的关系上。天聪八年( 1634 年) 七月后金发动的第二次入关之战，皇太极就令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人率领各自的汉军参与作战。清军入关后，以吴三桂为代表的汉族将领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命令下，率军继续往西追击李自成农民军，为清廷立下赫赫战功。这些都是清朝统治者“以汉攻汉”思想的具体运用。顺治帝亲政后，继续谕令平西王吴三桂等人“所领汉兵”征讨云贵地区，不仅如此，他还非常信任汉族将领洪承畴，令其经略西南地区，最终汉军配合清军消灭了永历政权。至顺治晚年，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讷在奏折中说: “今各省驻防出征，多用汉军。”由此可见，顺治帝在其统治时期一直非常重视“以汉攻汉”思想的运用。康熙帝亲政后，继续深化了“以汉攻汉”思想，在平定三藩时，他就对绿旗将领张勇等人强调:“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这句话所蕴含的“以汉攻汉”思想不言而喻。
“以汉攻汉”虽然在清朝统一中国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这种方式容易制造少数民族与汉族、汉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而且一些汉族将领由于帮助清朝征战有功，便以此向清廷索求无度，给清王朝带来了沉重负担。如汉族藩王吴三桂，虽为清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但后来拥兵自重，渐成尾大不掉之势，由他引发的“三藩之乱”更是给清王朝带来了沉重灾难。由此可见，“以汉攻汉”是把双刃剑，须辩证看待。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清代尤其是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继承了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精华，而且提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关系思想观点，正是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清朝统治者能够正确处理满族与汉、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合乎清朝发展实际的民族政策。
二、儒家思想对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
中国几千年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追根溯源，还是扎根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民族观的沃土之中。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历史上进入中原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无一不被汉族文化所吸引，他们自然或自愿地接受儒家文化并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理论基础，这一点在清朝尤其是清前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史料表明，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以前就开始接触儒家文化。天聪年间，皇太极就曾命巴克什达海翻译《孟子》等儒家经典。后来，随着后金实力的逐步增强，归降之汉族官员越来越多，再加上皇太极又注重提高汉族官员的政治地位，给予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力，于是这些汉族官员就不断向皇太极强调儒家思想的重要作用。如汉官王文奎不仅向皇太极表示“(天下) 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守之”，而且鼓励皇太极多读儒家经典，他曾直接上疏皇太极，强调“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在汉族官员的建议下，儒家思想越来越受到皇太极的重视，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他在称帝后不久即派人祭奠孔子。我们再从皇太极“满汉一体”“朕欲宣布德化，使人民共登安乐”等观点来看，他的民族关系思想明显具有儒家思想的内涵。
多尔衮率清军入关以后，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如何统一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原地区; 二是如何处理满族与占领地区广大汉族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应对满汉两种文化的冲突。前者是如何“马上得天下”，后者则是如何“马上治天下”，然而成功的征服并不代表成功的统治，后者远远要难于前者。鉴于此，多尔衮在范文程与洪承畴等汉族官员的建议下，公开推行尊孔崇儒之策。一是遣官祭祀孔子并亲自拜谒孔子庙，将孔子封号更改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二是开科取士。这无疑是向外界宣布清朝将以儒家思想治国，这些举措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北方官员(主要是明朝旧臣) 归顺清廷，其中一些不乏明朝的高级官员，如原明朝大学士冯铨、兵部侍郎金之俊、三边总督李化熙等等。钱穆先生认为:“元人以武力自傲而鄙视汉化。清人则并无真可恃的武力，一进中国，即开科取士，公开政权，依照着中国传统政体的惯例作实际的让步。北方一部分士大夫，便开始与清政权妥协。”我们认为，这种“让步”指的是以接受儒家文化来换取北方士大夫的支持以及对异族君主的承认。北方汉族官员与清廷的联合对南方士人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从后来在南方士人中颇具人望的陈名夏归顺清廷就能看得非常清楚。多尔衮推行尊孔崇儒的目的不言而喻，而在实施这些措施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他的民族关系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顺治元年( 1644 年) 九月，多尔衮在其令中阐述了他的“一统”思想; 顺治二年( 1645 年)四月，他提出“满汉一家”思想。由此可见，多尔衮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与尊孔崇儒相辅相成。
自顺治帝登基后，清朝的皇帝不仅自幼开始接受儒家教育，而且在他们各自的统治时期均确立了尊孔崇儒的基本国策。顺治帝自幼“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亲政后经常强调他将“兴文教，崇儒术，以开太平”。康熙帝自幼即“以《学》、《庸》诂询之左右……至若史、汉以及诸子百家、内典、道书，莫不涉猎，触事犹能记忆”。康熙帝在位期间更是经常从儒家经典中汲取治国经验，如他尝说: “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论语》一书”。雍正帝“幼耽书史，博览弗倦，精究理学之原”，即位后更是将孔子推崇到一个极高地位，称赞孔子“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师，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从顺、康、雍三帝自幼接受儒家文化浸染及其统治时期尊孔崇儒的程度来看，其民族关系思想与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历来为汉族统治者所推崇的儒家思想被清朝统治者广为接受。那么，清朝统治者接受儒家思想的原因是什么? 对此，钱穆先生指出: “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裏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此处所讲“中国人”当指汉人，“中国文化”当指儒家文化，其意为: 任何少数民族只要接受儒家文化，就可以被汉族认同，从而成为汉族的一员。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我们知道，自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经过两千年的发展，“礼”分华夷成为儒家认识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的一条准则。换言之，在儒家眼里，区分华夷的根本标准在于少数民族的行为是否合乎儒家“礼”的规范，其本质在于是否接受儒家文化。在汉族官员的影响下，清朝统治者不仅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在现实中，“他们发现无论怎么重用满人，其能力都不如汉人; 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满族人口处于绝对少数，本民族的传统积淀不够”。所以，这些客观现实促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只有接受儒家文化才能成功统治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已经深入清朝治国思想的各个方面，至雍正时期，即使“华夷之辨”思想依然有一定市场，但雍正帝却能拿起儒家的理论武器一一反驳。
儒家思想所主张的“大一统”与“华夷一家”思想，在政治上强调各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文化上表现出文化认同的价值趋向。清朝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高度接受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大一统”“满汉一家”“中外一体”等思想，不仅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而且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
三、清前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二元性特点及原因
通过对清代史料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发现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二元性特点。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其思想就出现了二元性倾向。据阎崇年先生考证，努尔哈赤统一辽东地区后，为加强对辽东汉人的统治，一面谕令收养汉人、勿妄杀掠，一面又经常滥施淫威、举措失当。至清太宗皇太极统治时期，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其思想开始具有二元性特点。如皇太极一方面宣称“满蒙汉一体”，一方面又对蒙古族和汉族有所防范。他曾告诫诸贝勒，对蒙古贵族所派来之人，不得私下给予兵器; 对归降汉官一面加以恩养，一面又有所猜忌，后来这种行为更是引起汉族官员的不满。入关之后，清朝统治者思想的二元性特点愈加明显。清圣祖康熙帝在其统治时期虽然极力宣扬“中外一体”“满汉一家”，但又坚持“八旗满洲为我朝根本”的基本国策。他经常批评汉族官员结党营私、以下欺上，并告诫后世子孙要对汉人有所防范，“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清世宗雍正帝虽极力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却又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将二百四十里之境让与交阯国。
那么，为什么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来，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二元性的特点? 为什么他们处理民族关系的许多做法都出现了与他们的思想矛盾的地方? 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如下两点尤为重要。
其一，与满族形成初期满族文化的二元特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性格有关。林乾教授认为，满族共同体形成时期具有鲜明的二元文化特质: 既有崇尚骑射的游牧文化，又有筑室而居的农耕文化。自古以来，中国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具有相互对立性与排斥性，秦汉时期，崇尚游牧文化的匈奴铁骑就经常南下侵扰崇尚农耕文化的聚居于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对立统一的一面，游牧民族生存所需要的固定的水源、牲畜以及牧场，注定与农耕民族一样，必须充分了解自己土地的生存潜力。正如林乾教授所言，游牧民族的“游动性”或“逐水草为居”是有规律、有目的、有限度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主要差异之一，即“游动”与“定居”的区别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就表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关联性。满族是个古老民族，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广阔的东北地区，在东北地区特殊的温带季风性气候与温带阔叶林、针叶林相互交叉的环境下，形成了既具有精于骑射的游牧文化的一面，又出现了“半耕半农”具有农耕文化的特征。早在北魏时期，史籍中就出现了勿吉人( 早期满族的称谓) 从事农耕的记载。明代时期，女真人从事农业生产者更为普遍，当然骑射文化在女真人的日常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正如清人福格所讲: “满族之俗，同于蒙古者衣冠骑射，异于蒙古语言文字。满洲犹稼墙，有城堡世居之民; 蒙古则逐水草为行国，专射猎而无耕种也。”可以说，自秦汉以降，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有机地统一在女真族的形成与发展之中，经过两千年的沉淀，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吸收、相互促进，使满族成为一个既像蒙古族一样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又像汉族定居生活一样的农耕民族，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满族“兼容并包”的独特的民族性格。林乾教授认为，自后金政权建立起，直到康熙初年止，后金、清的政策始终在摇摆、矛盾中实行。这种摇摆、矛盾的政策与其说是社会性质的不同使然，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造成的。结合林教授的观点，我们认为清前期统治者的民族关系思想之所以出现二元性的特点，也正是熔铸在满族文化中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结果。我们知道，民族关系思想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指导统治者制定民族政策，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总是摇摆、矛盾，所以民族政策始终在摇摆、矛盾中实施。我们再结合皇太极时期既强调“满汉一体”，又主张满族人坚持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做法，就不难看出其民族意识中蕴含着强烈的文化意识，而这种文化意识从根本上讲，是熔铸在满族共同体中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共同形成的。只要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清前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出现二元性特点的原因了。
其二，与当时清朝所面临的客观条件有关。清朝前期的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会意识到，满人与汉人在文化上存在着一定差距; 满族人口相较于汉族，在数量上又处于绝对劣势。这两方面客观存在的现实条件，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在重用满人的同时，又必须重用汉人，既要保证作为统治阶级的满人的特殊地位，又要维护在文化和人口数量上都占据优势的汉人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清朝皇帝在处理满汉关系时表现出二元性的特点，当然这种二元性既有对立又有统一。当满汉矛盾处于不可调和的状态时，清朝统治者会以“首崇满洲”的原则处理问题; 当满汉之间的分歧最终趋于统一时，这种二元性又具有统一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