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思想界的“自由”“爱国”与“个人”
来源：未知
时间：2020-09-22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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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本思想界的“自由”“爱国”与“个人”
战后初期，言论界既出现了恢复道义、民主化的主张，也出现了文化国家论的观点。而文化国家论的旗手，则是重返言论界的战前“文化人”。曾被军部镇压的“文化人”，以重视“文化”的文化国家论为重返言论界的宣言。
重返言论界的“文化人”中，也包括因“世界史哲学”成为战时明星的京都学派哲学家。但他们因其在战时的活动失去了读者的信任。原学生兵梅原猛说道：“自己不面对死亡却向他人诠释死亡，难道不是欺诈行为吗？”他还说，复员后“简直无法忍受对我们诠释死亡的哲学家们”。而这些“文化人”最终都被开除公职。
复归的“文化人”中还有一个群体，就是战前的“自由主义者”们。战败之初，通过岩波书店老板岩波茂雄的人脉，以安倍能成、和辻哲郎、谷川彻三、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山木有三、田中耕太郎等人为中心，加上石桥湛山、小泉信三、铃木大拙、柳宗悦、大内兵卫等人组成了“同心会”。作为同心会的会刊，《世界》杂志于1945年12月创刊。
当时，马克思主义派系激进杂志偏多，而《世界》被认为是稳健且有教养的杂志，被形容为“像金纽扣似的秀才型杂志”、“保守党左派杂志”。从同心会成员来看这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但这种状态并不长久。编辑委员中不少成员是社会主义的共鸣者，而主编吉野源三郎则希望创办一个超越同心会的杂志。
然而，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们要想转变思想并非易事。《世界》创刊号的卷首文章由安倍能成执笔，其内容也只是诸如批判战时道德下降、提倡重建“道义”等老生常谈。不过，这篇文章被占领军删减了两处，并因文中惋惜撤除军备及丧失殖民地，编辑委员会要求安倍脱离同心会。
如前所述，安倍与和辻哲郎、谷川彻三一起参加过海军主办的思想座谈会。曾任京城帝国大学教授的安倍，在1942年的座谈会上，提倡防止日本人与朝鲜人混血，认为“只要日本一步步控制住满洲的话，就可以统治夹在满洲与日本之间的朝鲜”。另外，安倍认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教育，“没有必要用简单的人道主义来姑息当地居民”，“必须引导他们为日本的利益而做出贡献”。和辻也在该座谈会上做了相同主旨的报告。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安倍会在文章中对日本丧失殖民地表示惋惜。
使这种问题进一步表面化的，是1946年第4期《世界》上刊载的津田左右吉的文章《建国与万世一系的思想》。津田战前专注于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他的著作又在二战时因违反出版法被禁止出版。因此，津田作为抵抗镇压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受到很高评价。编辑委员期待津田能提供批判皇国史观的论文，而津田却寄来拥护天皇、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论文。
蔑视朝鲜、拥护天皇、反共等，是这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倾向。如第三章所述，和辻哲郎、田中耕太郎等指出如果废除天皇制，没有自治能力的国民将陷入混乱。清泽也一样，他们在战时对军部持批判态度，战后却显露出拥护天皇和反对日本共产党的一面。
编辑部收到津田的文章后，大多数编辑都反对刊载该文。主编吉野找羽仁五郎商量时，羽仁说：“刊登这样的文章，一旦发生革命我们都得上断头台。”不得已，吉野最终决定，将编辑部写给津田的长篇“忠告”，与他的文章一起刊登。
在这次风波之后，刊载于《世界》第5期卷首的是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当时年仅32岁的丸山，虽说是东京大学副教授，但也只是毫不知名的青年，他的文章可以说是破格采用。
但是，丸山的文章所引起的反响超出预料。因物资匮乏，当时报幅减半、仅有正反两页的《朝日新闻》，却在杂志评论一栏对丸山的文章大加赞赏：“守旧的言论界终于刮来新风”，“虽然很年轻，论文却颇具价值，是一种新样式”。该文尤其引起了从军队复员的年轻读者的共鸣。同心会成员所写的文章大都是像大正教养主义似的启蒙文化论，因此可以想象丸山文章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
以此为契机，《世界》的执笔者转向年轻人。从1948年起，由吉野发起组成“和平问题谈话会”（最初称“和平问题讨论会”），《世界》杂志上开始发表有关和平问题及媾和问题的声明，而津田左右吉与田中美知太郎被排除在外。“和平问题谈话会”起初推举安倍能成为会长，之后渐渐转由以丸山真男为首的年轻人管理。在这种状况下，同心会最终脱离《世界》，于1948年7月创办杂志《心》。
与此同时，一些老一辈“文化人”因是政治家及官僚的旧识，多被保守政权的内阁任命为官僚。1946年，币原内阁任命安倍能成为文部大臣，田中耕太郎与天野贞祐也接连被吉田内阁任命为文部大臣。值得一提的是，天野于1951年委托被解除公职的京都学派哲学家们制定《国民实践要领》，宣传对天皇的敬爱与家庭和睦，被认为是《教育敕语》的战后版而广受批评。最终，京都学派的铃木成高等人也加入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成为《心》的执笔者。
与《世界》起用丸山等年轻学者相反，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等人转而为《文艺春秋》执笔。此后，《世界》与《文艺春秋》在言论界相互对立。理所当然，1950年代，《世界》是受大学生喜爱的年轻人的杂志，而《文艺春秋》以年长一代读者为中心。
就这样，与言论界的代际交替一起，曾经的“自由主义者”成为保守论者。也正因如此，他们被称为“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强调“个人”的保守
1950年代形成的保守论调大多宣传“现实”、“常识”、“传统”，批判和平主义为“空论”、“不成熟”、“幼稚”，尤其是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等人赞成重新武装，将国防的义务定位为“公共心”的一环并大加赞赏。
这种观点与之后的保守论调异曲同工。但1950年代的保守论调，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的论调相比，有几个特征。
其中之一便是有将战后民主化及工人运动与军部独裁等同视之的倾向。铃木成高于1949年给《心》的投稿中，认为“1947年的‘二·一总罢工’与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是同一性质”。小泉信三也于1950年谈道，“对军人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大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借来的”。这种例子数不胜数。由这种倾向产生出的“昔日军阀，今日总评”等词后来经常被保守言论界使用。
尤其是经济学家小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战体制的相似性，并认为自由主义经济正因此而受损。这种论调与保守论者的代际交替一起暂时衰退，但到1990年代，以“1940年体制论”的方式再次出现。
另外，1950年代之前的保守论调中还有一个特征，即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的保守论者，如第Ⅲ部将要分析的江藤淳等人，宣扬克服对“个体”的留恋，为“公”的国家做贡献。然而，1950年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竭力强调“个人自由”。
例如，铃木成高指出，“活用并贯彻个人”才是保守主义。田中美知太郎也认为，“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光明正大地利己一些比较好”。另外，武者小路实笃、和辻哲郎、安倍能成等也在《心》举办的座谈会上，异口同声地宣称“个人为主，政治为辅”，“不想失去自己的自由”，“打算重视自己”。
这种论调的背景还是他们的战争体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所谓的“个人的自由”，其实只不过意味着对抗“红色”与军部，以保护“自己的自由”。
事实上，1950年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经常批判马克思主义为无视“个人”的集体主义思想。与此相反，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批判“个人主义”，主张“政治优先”。1946年2月，起草日本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所采用的文化政策案的藏原惟人认为，“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如前所述，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都认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在恐慌使得自由主义经济停滞不前的现代，小资产阶级面临的是加入法西斯及帝国主义阵营还是加入无产阶级阵营的选择。在这样的状况下，保持“中立”或“个人的自由”意味着逃避加入无产阶级阵营，袒护帝国主义。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为主，政治为辅”也是为对抗日本共产党论调而不得已提出的观点。
本章前半部分论述过，日本共产党也在这种对立之中批判“世界市民”。当时，享受西方文化是上层阶级的特权，精通西方哲学文化、提倡从“政治”中解放“个人自由”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正符合被批判的“世界市民”形象。
战后初期，言论界既出现了恢复道义、民主化的主张，也出现了文化国家论的观点。而文化国家论的旗手，则是重返言论界的战前“文化人”。曾被军部镇压的“文化人”，以重视“文化”的文化国家论为重返言论界的宣言。
重返言论界的“文化人”中，也包括因“世界史哲学”成为战时明星的京都学派哲学家。但他们因其在战时的活动失去了读者的信任。原学生兵梅原猛说道：“自己不面对死亡却向他人诠释死亡，难道不是欺诈行为吗？”他还说，复员后“简直无法忍受对我们诠释死亡的哲学家们”。而这些“文化人”最终都被开除公职。
复归的“文化人”中还有一个群体，就是战前的“自由主义者”们。战败之初，通过岩波书店老板岩波茂雄的人脉，以安倍能成、和辻哲郎、谷川彻三、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山木有三、田中耕太郎等人为中心，加上石桥湛山、小泉信三、铃木大拙、柳宗悦、大内兵卫等人组成了“同心会”。作为同心会的会刊，《世界》杂志于1945年12月创刊。
当时，马克思主义派系激进杂志偏多，而《世界》被认为是稳健且有教养的杂志，被形容为“像金纽扣似的秀才型杂志”、“保守党左派杂志”。从同心会成员来看这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但这种状态并不长久。编辑委员中不少成员是社会主义的共鸣者，而主编吉野源三郎则希望创办一个超越同心会的杂志。
然而，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们要想转变思想并非易事。《世界》创刊号的卷首文章由安倍能成执笔，其内容也只是诸如批判战时道德下降、提倡重建“道义”等老生常谈。不过，这篇文章被占领军删减了两处，并因文中惋惜撤除军备及丧失殖民地，编辑委员会要求安倍脱离同心会。
如前所述，安倍与和辻哲郎、谷川彻三一起参加过海军主办的思想座谈会。曾任京城帝国大学教授的安倍，在1942年的座谈会上，提倡防止日本人与朝鲜人混血，认为“只要日本一步步控制住满洲的话，就可以统治夹在满洲与日本之间的朝鲜”。另外，安倍认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教育，“没有必要用简单的人道主义来姑息当地居民”，“必须引导他们为日本的利益而做出贡献”。和辻也在该座谈会上做了相同主旨的报告。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安倍会在文章中对日本丧失殖民地表示惋惜。
使这种问题进一步表面化的，是1946年第4期《世界》上刊载的津田左右吉的文章《建国与万世一系的思想》。津田战前专注于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他的著作又在二战时因违反出版法被禁止出版。因此，津田作为抵抗镇压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受到很高评价。编辑委员期待津田能提供批判皇国史观的论文，而津田却寄来拥护天皇、批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论文。
蔑视朝鲜、拥护天皇、反共等，是这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倾向。如第三章所述，和辻哲郎、田中耕太郎等指出如果废除天皇制，没有自治能力的国民将陷入混乱。清泽也一样，他们在战时对军部持批判态度，战后却显露出拥护天皇和反对日本共产党的一面。
编辑部收到津田的文章后，大多数编辑都反对刊载该文。主编吉野找羽仁五郎商量时，羽仁说：“刊登这样的文章，一旦发生革命我们都得上断头台。”不得已，吉野最终决定，将编辑部写给津田的长篇“忠告”，与他的文章一起刊登。
在这次风波之后，刊载于《世界》第5期卷首的是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当时年仅32岁的丸山，虽说是东京大学副教授，但也只是毫不知名的青年，他的文章可以说是破格采用。
但是，丸山的文章所引起的反响超出预料。因物资匮乏，当时报幅减半、仅有正反两页的《朝日新闻》，却在杂志评论一栏对丸山的文章大加赞赏：“守旧的言论界终于刮来新风”，“虽然很年轻，论文却颇具价值，是一种新样式”。该文尤其引起了从军队复员的年轻读者的共鸣。同心会成员所写的文章大都是像大正教养主义似的启蒙文化论，因此可以想象丸山文章受欢迎是理所当然的。
以此为契机，《世界》的执笔者转向年轻人。从1948年起，由吉野发起组成“和平问题谈话会”（最初称“和平问题讨论会”），《世界》杂志上开始发表有关和平问题及媾和问题的声明，而津田左右吉与田中美知太郎被排除在外。“和平问题谈话会”起初推举安倍能成为会长，之后渐渐转由以丸山真男为首的年轻人管理。在这种状况下，同心会最终脱离《世界》，于1948年7月创办杂志《心》。
与此同时，一些老一辈“文化人”因是政治家及官僚的旧识，多被保守政权的内阁任命为官僚。1946年，币原内阁任命安倍能成为文部大臣，田中耕太郎与天野贞祐也接连被吉田内阁任命为文部大臣。值得一提的是，天野于1951年委托被解除公职的京都学派哲学家们制定《国民实践要领》，宣传对天皇的敬爱与家庭和睦，被认为是《教育敕语》的战后版而广受批评。最终，京都学派的铃木成高等人也加入这些知识分子团体，成为《心》的执笔者。
与《世界》起用丸山等年轻学者相反，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等人转而为《文艺春秋》执笔。此后，《世界》与《文艺春秋》在言论界相互对立。理所当然，1950年代，《世界》是受大学生喜爱的年轻人的杂志，而《文艺春秋》以年长一代读者为中心。
就这样，与言论界的代际交替一起，曾经的“自由主义者”成为保守论者。也正因如此，他们被称为“老一辈自由主义者”。
强调“个人”的保守
1950年代形成的保守论调大多宣传“现实”、“常识”、“传统”，批判和平主义为“空论”、“不成熟”、“幼稚”，尤其是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等人赞成重新武装，将国防的义务定位为“公共心”的一环并大加赞赏。
这种观点与之后的保守论调异曲同工。但1950年代的保守论调，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的论调相比，有几个特征。
其中之一便是有将战后民主化及工人运动与军部独裁等同视之的倾向。铃木成高于1949年给《心》的投稿中，认为“1947年的‘二·一总罢工’与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是同一性质”。小泉信三也于1950年谈道，“对军人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大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借来的”。这种例子数不胜数。由这种倾向产生出的“昔日军阀，今日总评”等词后来经常被保守言论界使用。
尤其是经济学家小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战体制的相似性，并认为自由主义经济正因此而受损。这种论调与保守论者的代际交替一起暂时衰退，但到1990年代，以“1940年体制论”的方式再次出现。
另外，1950年代之前的保守论调中还有一个特征，即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的保守论者，如第Ⅲ部将要分析的江藤淳等人，宣扬克服对“个体”的留恋，为“公”的国家做贡献。然而，1950年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竭力强调“个人自由”。
例如，铃木成高指出，“活用并贯彻个人”才是保守主义。田中美知太郎也认为，“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光明正大地利己一些比较好”。另外，武者小路实笃、和辻哲郎、安倍能成等也在《心》举办的座谈会上，异口同声地宣称“个人为主，政治为辅”，“不想失去自己的自由”，“打算重视自己”。
这种论调的背景还是他们的战争体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所谓的“个人的自由”，其实只不过意味着对抗“红色”与军部，以保护“自己的自由”。
事实上，1950年代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经常批判马克思主义为无视“个人”的集体主义思想。与此相反，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批判“个人主义”，主张“政治优先”。1946年2月，起草日本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所采用的文化政策案的藏原惟人认为，“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如前所述，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都认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在恐慌使得自由主义经济停滞不前的现代，小资产阶级面临的是加入法西斯及帝国主义阵营还是加入无产阶级阵营的选择。在这样的状况下，保持“中立”或“个人的自由”意味着逃避加入无产阶级阵营，袒护帝国主义。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人为主，政治为辅”也是为对抗日本共产党论调而不得已提出的观点。
本章前半部分论述过，日本共产党也在这种对立之中批判“世界市民”。当时，享受西方文化是上层阶级的特权，精通西方哲学文化、提倡从“政治”中解放“个人自由”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正符合被批判的“世界市民”形象。
战后初期，言论界既出现了恢复道义、民主化的主张，也出现了文化国家论的观点。而文化国家论的旗手，则是重返言论界的战前“文化人”。曾被军部镇压的“文化人”，以重视“文化”的文化国家论为重返言论界的宣言。
战后初期，言论界既出现了恢复道义、民主化的主张，也出现了文化国家论的观点。而文化国家论的旗手，则是重返言论界的战前“文化人”。曾被军部镇压的“文化人”，以重视“文化”的文化国家论为重返言论界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