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江户时代的日本忠孝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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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0-17 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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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江户时代的日本忠孝思想
江户时代，即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在这个时代，将军是最大的封建主，权力主要集中在幕府手中，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和重要城镇都归将军管辖。日本的江户时代历经200余年，直到1867年倒幕派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成立了明治天皇政府，并在戊辰战争中彻底的打倒了幕府势力，至此，日本的封建幕府统治在历史上落下了帷幕。
中国的儒家学说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影响极深，他们吸取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思想，并将之演化，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自己特色的关于忠孝的理解，特别是到了日本的江户时代，日本关于忠孝的理解趋于一种成熟的状态。
因此，从江户时代着手，研究日本的忠孝思想，有着极大的意义。日本的忠孝思想源于儒家思想，却又有别于儒家思想，日本忠孝思想中虽然孝德的思想在民间也得以普及，但是忠德的思想却是社会道德价值的核心，相对于儒家文化的“重孝轻忠，”日本则是“重忠轻孝。”
一、《忠藏臣》事件及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忠
《忠藏臣》是日本有名的歌舞伎，讲述的是47个武士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和家人为主君报仇的赤穗事件，这一歌舞伎是由真实事件改编，在当时的社会反响很大。《忠藏臣》体现了武士对主家的绝对效忠、绝对服从，这就不得不说到关于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忠。日本的武士特别重视君臣戒律，即使君主暴虐无道，臣子也不可不尽臣子之道，在他们的理念中，尽忠是绝对的价值。
武士道的精髓是忠诚至上。“在武者之习中，主从意识居最重要的地位……以从者对主人忘我的献身精神为核心。”无论平安主从道德，还是各个时代的武士道，都把“忠”放在第一位，这是身为武士必须具有的美德，讲求对大名和将军绝对的忠诚和彻底的服从。武士为了自身和后代在武家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惜生命来效忠，“这是武者最大的本份。”
为主君忠诚赴死的武士人人称颂，背叛主人、不忠的武士在社会上无立锥之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忠藏臣》的故事并没有背离事实，也并不是前人杜撰出来供后人消遣之用，而是真实存在着这样47个武士，为了主家，而甘愿赴死，甚至并未有一点后悔。
二、日本的孝道文化和忠德文化
日本的忠孝文化均是由儒家文化吸收而来，但是忠孝文化在日本和儒家思想上的地位有所不同，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一点进行详细阐述。在这一段我们将详细阐述日本的孝道文化和忠德文化。
首先，我们来说说日本的“孝道，”在儒学思想传入之前，日本是没有孝道一说的，直到儒学传入，特别是发展到江户时代，“孝”才开始在民间得到普及。那为什么，孝会在日本得到普及呢？说到底还是为了“忠”，为了稳固天皇的统治而为之的。《孝经》中有言，“君子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日本统治者从儒家思想和统治实践中明白了这个道理，为了维护统治和阶级秩序，于是在全国开始大力推行孝道文化，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但是日本的孝道文化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这里，我们就要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忠德文化。
“忠”作为日本核心的道德价值理念有着不可小觑的社会地位，它严格的规范着日本的阶级地位，而且深入渗透进了日本每一个民众的思想中。在幕末之前，武士的忠诚，只是对自己的主家而言，但是到了幕末，随着日本国情的改变，日本的忠诚意识发生了改变，逐渐变成了对于天皇的忠诚，即“一君万民”思想的产生。
日本对于主家的绝对忠诚，是一种有些病态的忠诚，是高于一切道德伦理之上的忠诚，虽然中国也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现象，但是这种忠诚是驾在一种无奈之上的，而日本的忠诚则是，“君死，我也死；君不死，没要我死，我愧疚了也赶着去死，”这看起来，就像为主家去死，是一件非常光荣而且上赶着去做的一件事。
总而言之，日本的忠就是舍生忘死，对主家的绝对忠诚。到近代则演变成为了对天皇的绝对忠诚。
三、儒家文化忠孝思想与日本忠孝思想的差别
日本的江户时代，儒家的“孝”文化逐渐在日本的民间普及，但是，日本的孝道与儒家思想的孝道有些不同，日本的孝更加讲求“恩情”而儒家的孝则更加讲求“血缘”。相较之孝而言，日本更加重视“忠”，如果产生了“忠孝难以两全”这样的情况，日本武士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尽忠。
我们不仅会想，这样的无脑愚忠和奴隶又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是有区别的，相较之奴隶，武士具有自己的个性和自主性，并且有当时社会制度的保障。
诚然，这样的尽忠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到底存在一些偏差，中国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良禽择木而栖”等理论和思想。而武士的尽忠思想则根深蒂固的认为‘逃’是一种怕死的表现，此时此刻只有以死才能明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江户时代儒家忠孝思想与日本忠孝思想最大的不同是儒家是以孝为本，而日本则是将忠作为当时最高的行为规范，最核心的道德价值，孝道被置于忠德之下，日本的忠孝思想由儒家的“重孝轻忠”转化为了“重忠轻孝。”
江户时代，即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在这个时代，将军是最大的封建主，权力主要集中在幕府手中，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和重要城镇都归将军管辖。日本的江户时代历经200余年，直到1867年倒幕派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成立了明治天皇政府，并在戊辰战争中彻底的打倒了幕府势力，至此，日本的封建幕府统治在历史上落下了帷幕。
中国的儒家学说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影响极深，他们吸取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思想，并将之演化，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自己特色的关于忠孝的理解，特别是到了日本的江户时代，日本关于忠孝的理解趋于一种成熟的状态。
因此，从江户时代着手，研究日本的忠孝思想，有着极大的意义。日本的忠孝思想源于儒家思想，却又有别于儒家思想，日本忠孝思想中虽然孝德的思想在民间也得以普及，但是忠德的思想却是社会道德价值的核心，相对于儒家文化的“重孝轻忠，”日本则是“重忠轻孝。”
一、《忠藏臣》事件及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忠
《忠藏臣》是日本有名的歌舞伎，讲述的是47个武士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和家人为主君报仇的赤穗事件，这一歌舞伎是由真实事件改编，在当时的社会反响很大。《忠藏臣》体现了武士对主家的绝对效忠、绝对服从，这就不得不说到关于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忠。日本的武士特别重视君臣戒律，即使君主暴虐无道，臣子也不可不尽臣子之道，在他们的理念中，尽忠是绝对的价值。
武士道的精髓是忠诚至上。“在武者之习中，主从意识居最重要的地位……以从者对主人忘我的献身精神为核心。”无论平安主从道德，还是各个时代的武士道，都把“忠”放在第一位，这是身为武士必须具有的美德，讲求对大名和将军绝对的忠诚和彻底的服从。武士为了自身和后代在武家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惜生命来效忠，“这是武者最大的本份。”
为主君忠诚赴死的武士人人称颂，背叛主人、不忠的武士在社会上无立锥之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忠藏臣》的故事并没有背离事实，也并不是前人杜撰出来供后人消遣之用，而是真实存在着这样47个武士，为了主家，而甘愿赴死，甚至并未有一点后悔。
二、日本的孝道文化和忠德文化
日本的忠孝文化均是由儒家文化吸收而来，但是忠孝文化在日本和儒家思想上的地位有所不同，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一点进行详细阐述。在这一段我们将详细阐述日本的孝道文化和忠德文化。
首先，我们来说说日本的“孝道，”在儒学思想传入之前，日本是没有孝道一说的，直到儒学传入，特别是发展到江户时代，“孝”才开始在民间得到普及。那为什么，孝会在日本得到普及呢？说到底还是为了“忠”，为了稳固天皇的统治而为之的。《孝经》中有言，“君子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日本统治者从儒家思想和统治实践中明白了这个道理，为了维护统治和阶级秩序，于是在全国开始大力推行孝道文化，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但是日本的孝道文化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这里，我们就要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忠德文化。
“忠”作为日本核心的道德价值理念有着不可小觑的社会地位，它严格的规范着日本的阶级地位，而且深入渗透进了日本每一个民众的思想中。在幕末之前，武士的忠诚，只是对自己的主家而言，但是到了幕末，随着日本国情的改变，日本的忠诚意识发生了改变，逐渐变成了对于天皇的忠诚，即“一君万民”思想的产生。
日本对于主家的绝对忠诚，是一种有些病态的忠诚，是高于一切道德伦理之上的忠诚，虽然中国也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现象，但是这种忠诚是驾在一种无奈之上的，而日本的忠诚则是，“君死，我也死；君不死，没要我死，我愧疚了也赶着去死，”这看起来，就像为主家去死，是一件非常光荣而且上赶着去做的一件事。
总而言之，日本的忠就是舍生忘死，对主家的绝对忠诚。到近代则演变成为了对天皇的绝对忠诚。
三、儒家文化忠孝思想与日本忠孝思想的差别
日本的江户时代，儒家的“孝”文化逐渐在日本的民间普及，但是，日本的孝道与儒家思想的孝道有些不同，日本的孝更加讲求“恩情”而儒家的孝则更加讲求“血缘”。相较之孝而言，日本更加重视“忠”，如果产生了“忠孝难以两全”这样的情况，日本武士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尽忠。
我们不仅会想，这样的无脑愚忠和奴隶又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是有区别的，相较之奴隶，武士具有自己的个性和自主性，并且有当时社会制度的保障。
诚然，这样的尽忠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到底存在一些偏差，中国原始儒学是以孝为本，如果君有过，臣“三谏而不听，则逃之”“良禽择木而栖”等理论和思想。而武士的尽忠思想则根深蒂固的认为‘逃’是一种怕死的表现，此时此刻只有以死才能明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江户时代儒家忠孝思想与日本忠孝思想最大的不同是儒家是以孝为本，而日本则是将忠作为当时最高的行为规范，最核心的道德价值，孝道被置于忠德之下，日本的忠孝思想由儒家的“重孝轻忠”转化为了“重忠轻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