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秦朝暴政的根源是否在于法家思想

聊聊秦朝暴政的根源是否在于法家思想



作为一个边陲诸侯，秦不但结束了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多年的混乱局面，而且开创了一个帝制时代，其历史功绩之大，似乎是后世王朝难以望其项背的。
但，秦朝却二世而亡。
从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到“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遂灭秦”，也不过十五个春秋。
秦帝国的昙花一现，让无数人扼腕叹息，曾经强极一时，却最终为汉朝做了“嫁衣”，它的遗憾也永久被封存于历史之中，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那么秦朝为何如此短命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少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暴政，这当然是摧毁秦帝国的根本原因，至少在儒家学者看来是如此。
众所周知，秦国是以法家思想为武器强大起来的，而在秦朝建立之后，依然沿用着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那么秦朝的暴政究竟是否与法家思想有关呢？
当我们透过两千多年的时光隧道看向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时，似乎听见了他们在极力地自我辩解：我们总体上是反对重赋、重役的，这个锅我们不能背，至少不能全背。
本篇笔者就从法家思想的起源说起，聊聊秦朝的暴政根源是否在于法家思想。
“法家”作为一种学术派别，最早是由西汉司马谈提出的，此人便是司马迁的父亲，正如上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所言，司马谈第一次总结了当时的主要流派，即儒、墨、道、法、名、阴阳。
司马谈把这些思想流派称之为“六家”，并认为他们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打个比方的话，就是登上山顶的路不止一条，但无论走哪条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司马谈还对各派思想做了概括性的评论，对于法家，司马谈是这样总结的，即：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也就是说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并刻薄寡恩，“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是他们的行事准则。
那么法家究竟怎么是如何兴起的呢，其实包含法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在起源上是有共通性的，当我们清楚
了法家的起源问题，对于其它流派的起源自然也有了大概的认识，我们就以法家起源来做具体说明。
对于法家的起源，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正如上述记载，意思是法家学派，起源于王官中的理官，主张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以刑法辅佐礼制，那么什么是理官呢，其实就是掌管司法的官员，不过在先秦时期每个朝代对于这一官职的叫法也不尽相同。
《礼记·月令》记载：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郑玄注曰：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而《周礼·秋官》又指出了“大司寇”的职责是“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

这也就是说理官是专职的司法官，虞氏时称为士，夏朝时称为大理，而周朝时称为大司寇，至于理官之称应该是春秋时期兴起的，不过法家虽然源出理官，但又不能等同于理官，不过春秋时期的理官却为法家学说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法家以“重刑”而著称，而夏商周时期的刑典，都是由理官裁决并施行的，也就是说法家继承了这些“刑”，当然也包括理官对“刑”的实践，所以又可以说，没有理官的出现，法家学派就很难出现。
正如上述引用所说，《淮南子》一书最早提出了诸子涌现是出于救时之弊，而这种观点也是近代学者梁启超和胡适等人强调的，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并起，诸子百家各抒己见，为寻求治国之道互相倾轧，时代的大动荡为诸子提供了舞台，当然也包括法家。
不过说到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因为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这两种起源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总想找出一个确切的起源。

不过冯天瑜在《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指出：诸子起于王官与诸子起于救时之弊二说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并存的，前者讲的是诸子产生的纵向历史渊源，后者讲的是诸子产生的横向环境条件。
这也就是说法家往往是出于理官，他们为救时弊而呼吁以以法治国，这群人渐渐就成为了一个学术派系，法家的起源也就容易被理解了。
作为诸子百家中的法家是出现最晚的，可以说是应乱世而生，但很快成为了君主治国的主流思想，而各个诸侯国争先恐后的变法也正是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最终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武装下所向披靡，横扫六国，建立起秦朝，但却只是昙花一现，究其原因是由于暴政，那么这和法家思想有关吗？我们接着论述。
秦朝二世而亡，根源在于暴政，而秦朝的暴政只要有三个方面，即重赋、重役和重刑，正是由于此，不少人认为秦朝速亡，就是因为秦朝奉行法家思想治国的必然结果，而依据只有三方面：

此外，汉朝取代秦朝而立开创了一个盛世，而汉朝是承袭秦制的，如果专制必然会在短时内导致暴政出现，汉朝为何又能维持几百年的统治呢？
而秦国变成秦朝之后，法家思想中的这种重刑确实是秦朝暴政的一个重要体现，但是是否是重刑导致了暴政呢，即使有这方面的原因，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秦朝暴政不单单体现在重刑这一方面，也就是说重刑并不是秦朝暴政的唯一因素。

其实这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法家思想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是否就一定能导致暴政，这并不是盖棺定论的观点，那么秦朝暴政和法家思想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论述。
其实法家思想在严格意义上并不会导致秦朝“暴政”的出现，为了说明这种观点，接下来我们就从秦朝暴政的三个表现即重赋、重役和重刑来阐述。
《管子·七主七臣》亦云：愚臣：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敛、多兑道以为上，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也就是说只有愚昧的臣子才会认为严苛的刑罚和重赋是治国的办法，这样做只能让人憎恨，而君主也会被民众诽谤。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其实也是反对重赋的，正如《韩非子·八奸》中记载，韩非认为：“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这种对民众征收重赋来满足统治者的私欲，对君主来说是一种灾殃，并不是君主治国可取的。
《韩非子·备内》亦记载：徭役多则民苦，民苦则权势起，权势起则复除重，复除重则贵人富，意思是如果国家对民众征较多的徭役，那么就会导致民众怨声载道，最终便会导致国家穷了，而权贵们富了，这对于国家的正常秩序来说是危险的。

所以无论是商鞅还是韩非，他们在重役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反对重役，认为加重对民众的劳役负担，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商君书·赏刑》记载：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意思是商鞅认为只有加重刑罚，实行连坐法，那么普通民众就不敢以身试法，不过商鞅的这种主张是为了达到“民不敢试，故无刑也”的目的。
《韩非子·奸劫弑臣》亦记载：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也就是说韩非也是主张用重刑治国的，并且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商鞅和韩非虽然都主张重刑，但是这个主张的背后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减少违法犯罪和作奸犯科的行为，只有如此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秦朝暴政的三个体现重赋、重役、重刑，其实并不合乎法家的治国思想，至少他们总体上是反对重赋、重役的，而提倡重刑也是为了惩治违法之人，那么秦朝怎么就暴政了呢？
上述这句话，是尉缭对秦始皇面相的描述，并且由此对他的评价，尉缭认为，秦始皇刻薄寡恩，心如虎狼，如果让他得到了天下，那么天下都会成为他的俘虏，至于从面相看人准不准，这点笔者暂不论述，不过秦始皇得到了天下之后，确实把集权发挥到了极致。
那么秦始皇得到天下之后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呢，这点《史记》中也有记载：（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意思是秦始皇当政时强硬果决，暴戾苛细，事情都依法决断，刻薄严峻，没有仁爱恩德，没有温情道义，于是他就急迫地加强法制，囚禁很久的罪犯也不赦免。
我们接着再来看秦始皇之后的秦二世，赵高拥立秦二世继位之后，两人为了专权，就对前朝遗臣和王宫贵族进行了清算，《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二世）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
而之后，秦二世又开始“复作阿房宫”，并“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为得就是不让天下人认为是“先帝举事过也”，最终在秦朝暴政的统治下，诸侯并起反秦，而在秦始皇死后本就摇摇欲坠的大秦帝国，就在起义的浪潮中，成为了历史中的过眼云烟。
从上述记载，我们不难看出，秦朝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上其实是秦国暴政的直接原因，这也就是说法家思想中的重刑思想，只是秦朝实行重刑的因素之一，但绝不是唯一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法家思想在严格意义上并不会导致秦朝“暴政”的出现，因为法家思想在总体上是反对重赋、重役的，所以法家思想并不应该为秦朝暴政中的重赋、重役政策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