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性同意年龄之争；大流行下的世卫危机
来源：未知
时间：2020-04-20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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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性同意年龄之争；大流行下的世卫危机
N号房事件背景下启动的对国内儿童色情网站的调查结果尚未公布，上周，上市公司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鲍毓明被指长期性侵“养女”一案再次引爆舆论场。其中，鲍毓明的专业法律人士身份、与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媒体报道中的立场选择等因素，都使得这一事件极具复杂性。
针对上述观点代表的自由主义与家长主义的争论，罗翔教授也在其个人公众号“罗翔说刑法”上作出了回应，他表示自己赞同缓和的家长主义与禁止剥削的混合理论，但也承认这种立场有一定的弊端，“比如它可能导致权力的扩张，国家会以保护为名过度干涉个人自由。而法律的平衡点需要不断去探究。
此次事件中，多家国内媒体的报道方式引起争议，《全球深度报道网》发布的访谈“法国调查媒体Mediapart如何报道性侵案件”或能带来启发。Mediapart 是几位曾在法国《世界报》（Le Monde）工作过的记者于2008年创立的独立调查报道网站，近十年来刊发了多篇影响深远的性暴力报道，包括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丹尼斯·鲍平（Denis Baupin）性骚扰同事的案件、法国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在青少年时期被导演克里斯托夫·鲁吉亚（Christophe Ruggia）多次性骚扰的案件等等，调查过程往往长达数月甚至一年，成功让性暴力成为新闻业关注的议题之一。
在这篇《全球深度报道网》法语编辑 Marthe Rubió对Mediapart 资深记者 Lénaïg Bredoux 和 Marine Turchi的专访中，关于性暴力议题，Bredoux指出调查报道行业仍然是男性主导的，性暴力在很长时间内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Turchi则表示，直到今天，性暴力、杀害妇女和恋童癖犯罪都只是出现在报纸“其他新闻”的栏目中，没有人深入调查其背景和沉默背后的共谋。谈到性暴力调查的方法，两位受访者指出，对性暴力的调查应该像调查政治和金融案件一样，要有一套核查系统，要对自己写的东西负责，确保即使上交法庭也无可指摘。Turchi还提到，在揭发反腐的案件中，证人们会将自己视为吹哨人，而在性侵案中，证人往往是最难被说服开口说话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明白在案件中他们证词的巨大作用，而记者在使用这些证词时必须负责人，要明白报道对于他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而在被问及与性暴力受害者的关系时，Bredoux表示，记者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关心他们，她经常把非政府组织的电话给受害者，但从来没有鼓励他们去求助，因为记者的职责是报道事实，而不是劝人们应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疫情下重温托尼·朱特社会民主主义演讲
近日，微信公众号“东方历史评论”推送了“托尼·朱特最后的演讲：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一文，该文改编自这位历史学家生前于2009年10月在纽约大学所做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后收入文集《事实改变之后》，虽已过去十年，但对于理解正在被新冠疫情的大流行重塑的全球政治经济仍有裨益。
托尼·朱特从美国人既渴望更好生活又反对福利制度的认知失调出发，指出“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当下提出质疑的能力，更不用说提供替代方案。”他由此开始追溯今天人们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普遍诉诸“经济主义”这一偏见的历史脉络，指出“只考虑利润和亏损（最狭义的经济问题），避免做道德上的考虑并不是人类天然的状态”，而是后天习得的。18世纪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孔多塞侯爵对于资本主义侵占“自由”的预言，都说明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中从来不乏对政治的思考。此后一场漫长的辩论导致了今天这个时代狭隘的经济学视角。
文章中说，这场辩论中影响最大的是五位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他们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纳粹入侵并占领其共同的母国奥地利的历史所震撼，此后的流亡生涯中，在试图回答自由社会为何会崩溃并被法西斯主义所控制时，他们的答案是左派在1918年后的奥地利引入国际计划经济体制的尝试失败，直接导致了极右的反动，他们由此认为，捍卫自由主义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政府远离经济生活。
然而，在同样的历史挑战面前，英国思想家凯恩斯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认为，“上升到不安全和集体恐慌水平的不确定性会形成一种腐蚀力量，这种腐蚀力量曾经威胁并可能会再次威胁自由世界”，因而寻求让国家的社会保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凯恩斯主义取得的普遍成就是在战后信奉它的国家中成功地遏制了不平等，更大的平等使得对极端主义政治的恐惧减弱了，然而福利国家的悖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成功会削弱其吸引力，对那段恐怖历史没有记忆的后代人不再对社会民主制抱有共识。1970年代后期撒切尔-里根主义下的一系列改革使得不平等再次成为西方社会的问题。
在朱特看来，美国1996年颁布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是倒退到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做法，它与近两个世纪前英国的《新济贫法》如出一辙，都是迫使穷人和失业者在低吸引力的工作和低水准的救助之间做出有辱人格的选择，而二十世纪中叶的福利国家认为“只有参与经济活动才能具备公民身份是极不妥当的”，接受公共援助成为了公民享有的一项正当权利，而不再与耻辱挂钩。尽管后者意味着更高的经济成本，但朱特认为，在前一种方案中穷人所受到的羞辱也应当被量化并计入社会成本。同样的，过去30年间被很多政府推崇的私有化不仅低效，而且存在道德风险，而被私有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若运行不善仍然是政府的责任。私有化取消了国家的责任，损害了它的能力，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机构不复存在，互惠服务与义务组成的网络随之消失，这些损失难以从经济角度作出衡量。
朱特认为，要回答何为“好社会”，应该对不受限制的市场的缺陷和不负责任的国家进行道德批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安全时代，经济上没有安全感，文化上也面临不确定，比二战以来任何时候都缺乏对集体目标、环境福祉或人身安全的自信，因此必须重新审视二战后的一代人如何应对类似的挑战和威胁。在此情形下，社会民主主义者需要更自信地讲述自己过去取得的不凡成就：社会服务国家的兴起、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作为权利的福利的确立以及提供福利成为一项社会责任。“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退群”的美国和世卫的困局——一个全球问题
在美国世界4月14日的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宣布美国将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他指责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及时分享疫情信息，没有及时提供防疫政策建议，没有及时宣布“全球大流行”等。特朗普称“在这么长时间后，是时候让他们为此负责了”。
对此，世界卫生组织（WHO）在4月14日发表声明， 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危险的挑战之一。首先，这是将对人类造成严重健康和社会经济后果的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拥有数千名工作人员，他们身处前线，在会员国抗击病毒的过程中提供指导、培训、设备和具体的救生服务，以支持会员国及其社会，特别是其中最脆弱的国家与新冠进行抗争。我认为必须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因为这对世界赢得与新冠病毒的战争的努力至关重要。这种病毒在我们的一生中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做出前所未有的反应。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相同的事实可能被不同的实体作出不同的解读。一旦我们最终翻过新冠病毒的这一页，我们必须花上大量时间来充分回顾这次危机，以便了解这种疾病是如何出现并如此迅速地在全球传播并且造成破坏，以及有关方面如何对危机作出反应。我们所吸取的教训将对有效地处理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挑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不是那个时候。现在也不是减少世界卫生组织或任何其他人道主义组织用于抗击病毒工作的资源的时候。”
N号房事件背景下启动的对国内儿童色情网站的调查结果尚未公布，上周，上市公司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鲍毓明被指长期性侵“养女”一案再次引爆舆论场。其中，鲍毓明的专业法律人士身份、与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媒体报道中的立场选择等因素，都使得这一事件极具复杂性。
当事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鲍毓明在她刚满十四周岁时对其实施了性侵，因此十四岁定为性同意年龄是否合理成为了讨论的焦点之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发表在澎湃新闻的“法治的细节｜对滥用信任地位性侵绝不能饶恕”一文指出，尽管我国刑法中只规定了不满十四岁的幼女没有性同意能力，但2013年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明确指出：“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其中负有特殊职责人员的范围即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因此鲍毓明的行为（如果指控属实）可能构成犯罪，但是这一司法意见中的“迫使”限定又很容易被钻法律的漏洞。罗翔因此提议：“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滥用信任地位型强奸罪”，“ 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如果行为人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与之发生性关系就构成犯罪。”
林三土在同名个人公众号上发布的“假如鲍毓明案发生在美国”一文中总结了世界各国性同意年龄的情况，指出目前全世界有9个国家的性同意年龄低于14岁（其中日本韩国刑法中的性同意年龄为13岁，但民法或地方法又规定了15-20岁不等的性同意年龄），有约30个国家和中国一样把性同意年龄设为14岁，但这些国家往往有更详细的规定保护年满14岁的未成年人。美国目前大多数州的性同意年龄是16岁，还有一些是17-18岁。作者指出，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绝大多数州的性同意年龄都仅为10岁或12岁，其后在女权运动家和进步主义改革家的努力推动下才能到了提高，而中国刑法的修订存在滞后，除了对性同意年龄的设定偏低之外，还缺少保护男童的条款。文章还提到，对于两名未成年人之间自愿发生的性行为，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采取“年龄接近豁免”，而一些州不提供上述条款的州则在司法实践中有替代措施，例如马萨诸塞州就以是否存在对未成年人的“欺压（abuse）”作为判断标准之一，具体依据包括未成年人是否收到身心伤害、成年一方是否利用权势施压或采取恋童癖常用的“诱骗（grooming）”手段等，并且以年龄差距作为加刑的依据。
也有观点对提高性同意年龄持保留态度。在微信公众号SOGIECN发表的“认真对待同意”一文中，作者“K总法律人”指出，19世纪末性同意年龄在美国的提高是当时女权主义的产物，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女童，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性本身被视为一种压迫女性、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工具，这场同意年龄运动的价值观在今天看来是保守的。文中提到，“同意年龄线划在哪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风俗、法律制度，也与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对儿童（性）生理、（性）心理发育不断加深的认识相关。”该文作者认为，过高同意年龄会变成在维持儿童无性的迷思、维护儿童纯洁的神话、压迫儿童自主权的工具，是国家家长主义的体现。在朱特看来，美国1996年颁布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是倒退到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做法，它与近两个世纪前英国的《新济贫法》如出一辙，都是迫使穷人和失业者在低吸引力的工作和低水准的救助之间做出有辱人格的选择，而二十世纪中叶的福利国家认为“只有参与经济活动才能具备公民身份是极不妥当的”，接受公共援助成为了公民享有的一项正当权利，而不再与耻辱挂钩。尽管后者意味着更高的经济成本，但朱特认为，在前一种方案中穷人所受到的羞辱也应当被量化并计入社会成本。同样的，过去30年间被很多政府推崇的私有化不仅低效，而且存在道德风险，而被私有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若运行不善仍然是政府的责任。私有化取消了国家的责任，损害了它的能力，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间机构不复存在，互惠服务与义务组成的网络随之消失，这些损失难以从经济角度作出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