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N号房背后的性别与技术
来源：未知
时间：2020-03-30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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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周报N号房背后的性别与技术
上周，韩国爆出集体性剥削案件“N号房事件”。“N号房”是2018年下半年开始在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上开设的多个虚拟色情聊天室。以赵周彬（代号“博士”）等为代表的犯罪者通过威胁、恐吓等手段向受害女性索要资料、照片、视频，在聊天室发布，部分受害者遭受性侵、性虐待的视频也被上传。据韩国媒体报道，74名受害女性中还包括16名未成年人。与骇人听闻的犯罪手法相对应的，是多达26万的会员人数，注册会员以比特币的形式支付会费进入房间。
事件在国内被报道后，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争议，主要集中在韩国社会文化土壤、普遍存在的性别对立以及技术是否助长了犯罪等几个方面。就在对N号房此起彼伏的议论中，《新京报》3月28日发布了针对国内版“N号房”的调查报道，曝光了多家儿童色情网站，其中一家会员数达800多万人，另一家三四分钟就增加一个会员，由于服务器位于境外，网站涉事人员难以被找到，目前有关部门回应称已经开始组织核查。在这样的背景下，对“N号房事件”背后牵涉的诸多问题的探讨更具有了现实意义。
微信公众号“橙雨伞”上周发布的“韩国‘N号房’事件：进入房间的26万人，都是杀人犯”一文中，引用了事件曝光后韩国女性在社交网络的一则发言：“韩国，好像是为了加害者而建立的国家”，其中所包含的对韩国社会的绝望不言而喻。
该文指出，近年来韩国屡屡爆出性丑闻，从张紫妍自杀案到到具荷拉被性爱视频威胁自杀事件，“性别暴力就像海面下的冰山，看不见，却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按照韩国人口计算，“N号房”的26万会员意味着，大约100名男性中，就有一人参与了这一事件。
同样是“橙雨伞”发布的“该谴责的，不仅是那26万人”一文中，作者洪虹斌还提到，仅2017年，韩国警方就接到了超过6000起投拍色情影片的报案，韩国记者走访首尔市内的公共洗手间，发现很多都被安装了隐藏的摄像头。2018年7月，有5.5万名女性走上街头参与游行抗议偷拍。
与此同时，韩国司法体系传达出的信息却是法律无法保护受害者。本栏目昨日发布的“‘N号房事件’何以发生：韩国法律悖论下的赛博犯罪”一文中，作者戴桃疆指出，韩国刑法对性犯罪的处罚力度不足，间接放任了犯罪行为的发生。韩国法律一方面强调对儒家伦理和性道德的保护，另一方面又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既不承认卖淫合法，又拒绝判定其违法，“这种暧昧态度在社会性道德层面制造了一个界限模糊的缺口。”
《人物》杂志日前发布的报道“N号房里的罪与伤”中的一个细节，可以作为司法不作为助长性犯罪的佐证：去年一名25岁的大学生第一次看到N号房后，冲击之下选择了报警，然而警察并未予以重视，此后该名大学生从举报者渐渐变成了观看者，最后变成了性剥削的主导者。
除了性犯罪相关法律的宽松，在豆瓣账号“N记丧青”发布“韩国‘N号房’的性剥削和奴役是父权社会的共谋”一文中，作者薛秦还指出，直到12年前，韩国法律还明确捍卫父权的主宰，“其《户主制度》下，男性是法定的家长，是家庭的主宰，女性是附属。”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是滋生性别歧视与不公的土壤。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也是性剥削的合谋。在薛秦看来，“N号房”的施害者在聊天室进行情色贩卖牟取暴利，付费观众之所以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只是交了费用观看正当的成人内容”，体现的就是消费主义的主张，“只要付了钱，就有权享受商品。”
韩国民意认为26万名观看者同样是这起集体犯罪的共谋，民众向青瓦台情愿要求公开犯罪者信息和N号房注册人员名单。然而认为观看者无罪的男性不在少数，上面提到的认为自己支付了费用所以是受害者的韩国男性更是有意无视受害者遭到的胁迫，强词夺理地认为上传自己身体视频的女性才应该受到处罚。这类歪曲事实的言论背后，是舆论场上愈演愈烈的性别对立。
侯虹斌在上述文章中将韩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对女性的性剥削总结为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所说的“男性同性社会的厌女症”。这种厌女症是男人因群体尊严而产生的盲目从众的厌女心理，这些男性为了获得对自己的性别认同，将女性客体化、他者化，“把女人作为共同的祭品，是男性之间增进连带感的一种仪式。”对于N号房和其他性剥削案件的参与者而言，他们追求的并不是性本身，“而是通过共同的性虐待和性羞辱，得到男性之间的认同和赞赏。”
她进一步举例称，去年11月反映普通韩国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不公的电影《82年的金智英》上映时，在韩国电影评分网站上，女性观众打出了9.45的超高分，而并未观看影片的男性网友却打出了1.7的低分。电影的主演和支持原著的女性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同月，韩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20-30岁男性中，超过76%的人持“反女权主义”观点；另一项针对全国1000名不同年龄的的男性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60%的20-30岁青年认为，“性别平等是制造社会矛盾的来源。”侯虹斌由此认为，N号房的26万名会员其实是韩国男性的代表，而任何为之辩解的男性都是和他们站在同样立场的厌女者。
上周，韩国爆出集体性剥削案件“N号房事件”。“N号房”是2018年下半年开始在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上开设的多个虚拟色情聊天室。以赵周彬（代号“博士”）等为代表的犯罪者通过威胁、恐吓等手段向受害女性索要资料、照片、视频，在聊天室发布，部分受害者遭受性侵、性虐待的视频也被上传。据韩国媒体报道，74名受害女性中还包括16名未成年人。与骇人听闻的犯罪手法相对应的，是多达26万的会员人数，注册会员以比特币的形式支付会费进入房间。
事件在国内被报道后，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争议，主要集中在韩国社会文化土壤、普遍存在的性别对立以及技术是否助长了犯罪等几个方面。就在对N号房此起彼伏的议论中，《新京报》3月28日发布了针对国内版“N号房”的调查报道，曝光了多家儿童色情网站，其中一家会员数达800多万人，另一家三四分钟就增加一个会员，由于服务器位于境外，网站涉事人员难以被找到，目前有关部门回应称已经开始组织核查。在这样的背景下，对“N号房事件”背后牵涉的诸多问题的探讨更具有了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