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戴维斯谈“大流行”；反对阿甘本
本周六，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学者迈克·戴维斯在《雅各宾》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瘟疫年》（In a Plague Year）。研究全球贫民窟的戴维斯，在本文中首先提醒大家，瘟疫倘若席卷全球南方的脆弱地带，后果将不堪设想。其次，他以美国为例，展开了这场瘟疫暴露出的卫生领域阶级化的图景，在利益驱动的制药厂和卫生医疗模式下，我们似乎难以建立一种真正的国际合作的公共卫生机制。
1. 病毒在全球南方可能更具杀伤力
戴维斯首先谈到了冠状病毒统计数字的混乱状况。尽管我们有过对抗SARS的经验，基因测序是小菜一碟，然而新冠病毒仍然是一个未知的怪物。最关键的信息仍然是缺失的。首先，在美国和非洲，测试工具的短缺阻碍了人们对关键参数的准确估算，如传染率，感染人口的规模，以及良性感染的数字等。我们看到的是统计数字的混乱。第二，就像每年都会爆发的大流感一样，这种病毒会在它与人群传播的进程中，在不同年龄或身体状况的人群间发生变异。比如，病毒传播到美国后的品种也许已经和它在武汉时有所不同了，进一步的突变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改变当前的“毒力分布”（distribution of virulence）——目前这种病毒对于五十岁以上的人群最具攻击性。第三，即便病毒的毒力保持稳定，变异微弱，它对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的高贫困人群中的年轻人的威胁，也要远高于平均值。
当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席卷全球时，据估计有1%-2%的人口被该病毒杀死。当它刚刚爆发时，在美国和西欧呈现出对年轻人最有杀伤力的态势，这通常被解释为年轻人更强健的免疫系统对感染过度反应，最终攻击肺细胞导致死亡。直到最近，有一些流行病学家提出了一个理论，当时年纪大的人可能在这个病毒于1890年代早期爆发时获得了“免疫记忆”，进而在再度爆发时免疫了。流感病毒还在军营和战场上找到了有利的位置，造成了成千上万年轻士兵的身亡。戴维斯指出，1918年德国在1917年强有力的“春季攻势”（Spring Offensive of 1918）的失败，以及一战的胜负局面，要归功于协约国的军队中因西班牙大流感而倒下的士兵，很快被赶来支援的美军所替代了，而同盟则没有。
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间的美国堪萨斯州的陆军营地病房。
然而，当时更贫穷的国家在西班牙大流感之中，情况非常不同。很少被提及的是，那场大流感中全球死亡人口的60%（至少2千万人）是在旁遮普，孟买和其它印度西部的地区（译注：当时在英国的占领下），那里产出的粮食被强征至英国，而同一时间又遭逢旱灾。食物短缺造成百万贫民在饥荒之中。营养不良抑制了免疫系统对感染能做出的反应，这些营养不良的贫民就成了细菌和病毒肆虐的沃土，共同造成肺部感染。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英国占领时的伊朗，数年的干旱、霍乱和粮食短缺，当一场疟疾爆发时，营养不良就成为病毒传播的先决条件——五分之一的人口被带走了。贫困（带来的营养不良）和病毒感染交织下，会带来可怕的未知后果。
戴维斯用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新冠肺炎在人口稠密、遍布细菌的非洲和南亚贫民窟，可能会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更致死的道路。如今，在拉各斯（尼日利亚首都），基加利（卢旺达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和金沙萨（刚果金首都）都出现了病例，没人知道（由于检测的缺席，很长时间里都无从知道）它将如何与当地人的身体状况和本地疾病协同作用。一些人声称，由于非洲的城市人口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年轻化的，因此传染病“大流行”（pandemic）只会产生轻微的影响。然而根据1918年的经验，这是一个愚蠢的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