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思想与于右任书法艺术三境界

儒道佛思想与于右任书法艺术三境界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于右任书法艺术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并剖析其人生经历的三次大的变化所导致思想观念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思想的心理接受，论述他书法艺术取得巨大成就的文化依托。于右任的一生中，因经历和接受的思想文化不同，其书法艺术风格上发生了三次转变并达到了三种性质不同、意向不同的艺术境界。本文大致分为三个板块：青壮年时期在儒家文化思想熏陶下碑体楷书艺术所表现的第一境界；中年在道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碑体行书艺术所表现的第二境界；晚年在佛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碑体草书艺术所表现的第三境界。

关键词：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 佛家思想 第一境 第二境 第三境

溯源中国书法在其各个历史时期的几次较大的风格意向转变，无不受到历史的纵线与社会现实的横线所影响，儒道佛思想及其美学价值观在各个历史时期与特定的社会现实发生碰撞时，对书法艺术所发生的作用也在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的风格走向。由此而出现“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1〕等以不同艺术追求为指归的书法现象。

中国书法的帖学从魏晋崛起以来以秀美为主要特征，而以六朝为代表的北碑书风以壮美为主要特征。可以说二者是中国书法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个系统下的两大主要书法风格。总括之，可为一柔一刚、一阴一阳、一秀美一壮美的审美趋向。易经：“道生两极”的原理，二者应当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但由于审美认识、审美话语权以及社会价值观等诸多因素，碑学在六朝之后基本处于微弱的境地。所以中国书法千年来一直以帖学为正宗，书风走向基本是在贴学的形态下进行的。随着元明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发展，最终走向衰微，碑学才得以重见天日，逐步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其主要动因是明未清初民族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复杂化，受追求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影响，许多文人士子受压抑的心态逐渐转化为一种反抗情绪。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子等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实学”，反对“执定成局”，倡导自辟途径，主张学术思想自由。提倡以阳刚为美的美学观念也改变了人们过去一贯的审美观。清统治者为了控制知识分子思想，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进行严厉嵌制并加以镇压，大兴文字狱。而相对于古典文献之考订，能够转移人们反清视线的学术活动便给予支持。这就兴起了当时脱离社会现实，为考据而考据的学术风气。这种考据学的兴起，带动了文物出土日渐增多和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如对周金文、秦汉刻石、六朝墓志、摩崖、造像题记等的研究风“大盛”，使碑学研究大行其道。在清政府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出现了以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为代表倡导碑学的理论大家和郑板桥、何绍基、张裕钊、赵子谦、李瑞清、邓石如等为代表的诸多碑学实践大家。他们有以周金文、籀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有以秦汉刻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也有以南北朝墓志、摩崖、造像题记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难得的是，他们都能在探索与求变中形成自我的碑学面貌。但这种过于“崇碑抑帖”的尊碑思想导致碑学正如帖学发展到明末清初所出现的“媚弱”之气一样，走向了另一极端，即“过于刚狠”或过于生涩板刻。并出现了研究趋于单一化的局面。

过刚则狠，过柔则弱，矫枉则易过正，由此而导致偏颇，也在情理之中。清以来的这种尊碑风气，也就对后来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儒家积极进取、修齐治平，道家阴阳互补、自然归真，佛家谐和融容、明心见性等思想，以及儒道佛思想的逐步融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特别其美学思想在书法艺术创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碑学发展到清末民国初期，渐渐回归理性。书法艺术家经过清代早、中、晚几代人的努力，发现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他们必须进行反思，“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鹜沿革，物理带然”〔2〕。就连力倡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大家康有为也深深认识到此时碑学的弊端。如他所言：“自宋以后千年皆帖学，至近百年始讲北碑。然张廉卿集此碑之大成，邓完白写南碑汉隶而无帖，包慎伯全南帖而无碑。千年以来，未有集北碑南帖之成者，况兼汉分，秦篆、周籀而陶冶哉！鄙人不敏、谬欲兼之”〔3〕。

于右任作为清末民国以来一位极具代表性的书家，以他深厚的文化积淀及其敏锐的目光观察到了清以来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追寻与探索碑学的出路。

考察于右任一生的书法踪迹，我们会发现他在碑学实践上所做出的成功探索是绝非偶然的。如果我们溯根寻源，从文化深层去考察，可窥得他对碑学的实践与改造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释思想基础上展开的，并在这种思想的关照下将历代代表不同意象风格的几大书体，如篆、隶、以及帖学经典等书体与碑学特有的精神风骨加以借鉴和相互融合而形成于右任独具面貌的“碑林楷书”、“碑体行书”与“碑体草书”之书法艺术形态。

对于右任一生的书法作品和其谈论书法的吉光片羽，我们进行了一个大概的梳理，发现其书法风格形成基本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而每一个阶段的形成与其人生志趣和思想观念都密切相关。这三个阶段在形成过程中是前后承接与融合的，而且每种风格形成之前，其前期思想的孕育早已做好了准备。以此为基础，逐步升华为他书法在意向上所表现出的三种境界。

一、主要接受儒家思想所产生的的碑体楷书面貌

明代学者王阳明言：“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大，吾见亦多矣，未有关中之盛者也。”

北宋时期，统治阶级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除对政治统治之外，更注重思想上的统治。封建士大夫阶层为了适应这一思想，经过长期酝酿终于创建了一种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新的思想体系，这就是“道学”，也叫作“理学”。在关中地区形成的关学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学术流派，由北宋时期陕西郿县人张载所创立，其思想主要集中在《正蒙》、《西铭》等著作。关学实际上同样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在宋代发展而成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他们反对佛老的虚无主义唯心论观点，但也将佛家与道家许多哲学观点融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

关学注重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研究他们纷纷办学，以授关中学子。青年时期的于右任曾受教于经阳味经书院、三原宏道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

朱佛光先生“以新学授徒”，贺复斋先生“笃信力行”。刘古愚先生“以经世之学教士”。其中贡献最为卓著者是刘古愚先生。戊戌变法时期，他与北京的康有为、梁启超义气相投，成为陕西改良派的精神领袖。时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戊戌十月“谣言朋兴”时，“于右任还专程拜见刘古愚先生，刘先生十分惊异。刘先生慷慨论时局艰然则泪涔涔下，泪痕酒痕，狼藉衣袂间的侠土风貌与精神影响于右任便是自然之理。应当说于右任是关学在近代的优秀传人、杰出代表”〔4〕。

《赠大将军邹君墓表》选页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思想与后继而成的关学“民胞物与”的大爱思想，在于右任一生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一生多次以书法形式书写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5〕。可谓其人生理想与追求的总旨。

在关学近代多位传人的熏陶下，置身于当时外强内患、民族危亡时期的于右任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之中。“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受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儒家思想，使心怀“平天下”之志的于右任，其书法自然崇尚雄强博大、具有“尚武精神”的碑学一脉。在人民啼饥号寒的年代，他没有循例走科举应试的道路，搏一官半职，以求荣华富贵，也没有避乱世之险恶而遁迹山林，或侍佛颂经。所以其书法自然不会一味钟情世传之所谓正统的“一畅一咏”之玄学主义色彩的“魏晋书风”。

从早年致力于碑学研究，到1929年书《秋先烈纪念碑记》的碑体楷书期间。于右任对碑学进行了大胆扬弃。他持客观的态度学习碑学，“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6〕。因为碑学尤其南北朝时期的刻石，虽有其正大、雄强之气，但其书体驳杂、良莠不齐，存在许多问题，于右任裒多益寡，“化而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