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产业》警惕思想被资本驯化

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著有《体系运转：世界如何阻止另一场大萧条》《国际关系与僵尸理论》等。

致敬辞

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曾在美国的政治和政策制定上扮演重要角色，如今却被新兴的思想领袖所取代。《思想产业》揭开了当下美国知识分子、财阀、思想产业和政府决策之间的复杂关系，财阀通过大规模赞助大学、智库和研究机构，进而影响思想市场和政府决策。

我们致敬《思想产业》，致敬它对美国思想市场历史脉络的细致梳理，它揭示了传统权威公信力下降、政治极化和经济不平等加剧，是造成美国思想市场权势转移的深层动因，为我们观察当下的文化状况提供了有效入口。我们也致敬作者德雷兹内，他从思想产业内部出发，颇具勇气地批判了思想领袖为得到富人赏识而丧失信仰和原则的犬儒行为，并重申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与道德底线。

答谢辞

得知《思想产业》入选《新京报》年度推荐图书，感动和感谢之余，我一直在思考，读书界和知识界为何为这本书点赞？在芸芸众书中，为何会选中这本翻译作品？

我觉得，首先《思想产业》彻底揭开了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思想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皇帝的新装”，丹尼尔不仅是那个大胆喊出“他什么也没穿啊！”的儿童，也是一位反对思想异化、反抗现代思想产业化的自我救赎者。而这对一些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场“毁三观”的颠覆。多少年来，我们构建的美国叙事，都认为美国存在一个思想独立、多元、交锋的思想市场，它能持续地自我出清错误观念。而丹尼尔的《思想产业》告诉我们，这个思想市场和资源配置的市场一样，深受党同伐异、利益集团与新媒体科技的操纵。

其次，《思想产业》所描绘的场景在当下中国已显端倪。伪“思想领袖”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与奉行流量经济和内容经济的全媒体平台形成共谋，思想开始成为产业，中国需要未雨绸缪，警惕思想的过度产业化，警惕各路资本对思想市场的侵蚀。

公共知识分子被新晋思想领袖取代

新京报：公共知识分子与新晋思想领袖在知识背景、思想立场和言说方式上有何不同？公共知识分子为何逐渐失去思想市场？

李刚：“公共知识分子”在《思想产业》中的定义和在中国语境中有极大差异。《思想产业》中定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指建设性、理性地开展政策辩论和社会批评的知识分子群体。而“新晋思想领袖”则是熟稔社交媒体传播技巧、有强烈价值观灌输诉求，又能在知识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自由勾兑的少数精英分子，他们可能来自知识界，也可能来自政界，甚至本身就是大企业家。“新晋思想领袖”的知识和思想更多来自自我的经验、体会和建构，他们的理念和思想更具体系性，是所谓的“刺猬”；他们的思想立场鲜明，标志性显著，是所谓有温度的思想；为形成传播效应，他们的言说则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特征，直指人心，人们往往忘记他们要表达什么，但是一定记得他们的标志性“概念”和“金句”。

“思想领袖”从来就有，人类社会从来就不缺乏善于社会动员，给社会带来希望和引导社会潮流的思想领袖，从正面的意义来说，“思想领袖”是社会前进的驱动力，但是，伪“思想领袖”也一直存在，他们蛊惑人心，利用人性弱点，或威慑、或引诱、或麻醉、或腐蚀，操控群众，在各种资本间自由转换，攫取自我或者所代理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互联网代表着去中心化和多元化，传统科层化传播结构的瓦解，释放出的空间为各类善于表演的思想领袖提供了空前机遇。在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加上社交媒体的叠加，流量经济的兴起，新晋思想领袖粉墨登场。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由于无法适应社交媒体、融媒体和全媒体的竞技场，加上一贯的精英主义傲慢，甚至甘于象牙塔内的寂寞，失去思想市场是自然而然的。

失去批判性，思想便会走向终结

新京报：书中所提到的从思想市场到思想产业的转变，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中国是否也在发生着类似转变？这本书对中国的学界和读者有何借鉴意义？

李刚：从思想市场到思想产业的转变本身是美国极化政治、资本操控社会思潮、新传媒技术与新传播模式终结传统媒介的产物，很难区分谁是因，谁是果。但是，思想的产业化恰恰意味着美国独立思想和批评性意见越发缺失，美国思想界的反思能力急剧衰退。中美关系近年的恶化，原因之一就是美国的少数极右思想领袖，如班农等人能够以极其鲜明的反华立场，以捍卫美国国家利益为号召，迅速动员思想界和舆论界，形成一边倒的对华不友好的意识形态氛围，淹没了少数知华派专家的声音。这就是美国思想产业化的一个典型后果。

中国体制内思想市场相对健全，体制内的政策协商机制运行良好，但是包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思想市场不够健全，机制也有待完善。可是，思想产业化也露端倪，各路大咖，比如网红财经作家、网红思想写作者、顶级网络写手在流量经济和内容经济的推波助澜下，通过思想秀论坛等线上线下平台，也塑造了中国思想产业雏形。

《思想产业》以深刻的批判和自省意识，不仅揭露了美国和西方思想产业的“底牌”，也警示我们，思想一旦成为产业，思想就一定会被资本驯化，会被技术所规制，失去思想的批判性，思想的终结也就开始了。社会上就会充斥着包装精美的宏大叙事，游走着危言耸听的先知先觉者，公共知识分子也会在资本的诱惑下蜕变为伪思想领袖。

中国需要借鉴现代智库知识

新京报：你主编“南大智库文丛”的心愿和目标是什么？过去一年，主要完成了哪些工作？

李刚：新型智库建设在中国起步不久，知识储备相对不足，我们认为知行需合一，在进行新型智库建设的同时，借鉴现代智库的知识非常重要，他山之石，互鉴互学很重要，这就是我们组织“南大智库文丛”的心愿。我们要了解美国，必须了解美国的战略规划和政策生产机制，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系统地翻译出版现代智库的重要著作，让我们智库界更了解美国和西方的思想机制。但是，我们只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根据我们的能力和环境，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迄今“南大智库文丛”已经翻译了7种书，其中6种有机会再次校订重印，特别是《思想产业》《兰德公司》和《完善智库管理》获得智库界和读书界的高度认可，坚定了我们的信心。2019年，我们课题组还翻译了两种研究美国游说产业的专著，2020年将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