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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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鲁襄公十四年记载了一段有趣的对话。提问者是晋悼公，此人名周，称孙周。他年少时便被送往东周洛阳镀金。东周的功能类似于今天的联合国，与晋、楚、齐、秦等大国相比，实力已极为衰微，但名义上周天子还是天下共主。孙周在这种环境下锻炼，自然见识不凡，单襄公就曾称赞他：“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此句意为：站着像苍松，看东西目不斜视，听声音不侧耳，说话不高声喧哗。此时孙周才十来岁，就已相当少年老成。后晋国大乱，孙周的堂叔晋厉公被杀，年仅十四岁的他被大臣迎回晋国即位。在位时间虽然只有十五年，但通过降低赋税、选拔贤臣、礼遇诸侯等政策，使晋国的霸业再次复兴。

回答者是师旷，此人音乐世家出身，目盲，精通音律，善于弹琴，以“师旷之聪”闻名于世。也许是因为盲人的缘故，师旷在音感上表现出极强的敏锐力，《淮南子·泛论训》言：“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此人不仅有极强的专业能力，在劝说君主、发表政论方面的表现也相当惊人。

鲁襄公十四年，晋悼公二十八岁，正是最为年富力强的年纪。有一天，师旷在晋悼公身边侍奉，君臣闲话，晋悼公问：“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此问所针对的，是这一年卫国国君卫献公，因不敬大臣而被孙文子等人赶出国之事。卫国的这次内乱有一系列动因：先是，乐师师曹教卫献公的侍妾弹琴，侍妾不认真学，师曹笞打了她。侍妾向卫献公告状，卫献公恼怒之下笞打了师曹三百下，这为后来之事埋下了隐患；其后，卫献公令大夫孙文子、宁惠子不食上朝，但日上三竿，卫献公自顾在园林里打猎，不召见二人。二人到园林，卫献公穿着猎装跟他们说话。穿猎服与公卿言语，是对他人的不敬，孙文子二人因此大怒，这又埋下了一重隐患；之后，孙文子的儿子孙蒯侍侯卫献公饮酒，卫献公让师曹演奏《诗经·巧言》的最后一章，此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大意为：究竟是何人?居住河岸边。没有武力与勇气，只为祸乱造机缘。腿上生疮脚浮肿，你的勇气哪里见?诡计总有那么多，你的同伙剩几员?卫献公想借此诗表达对孙氏的不满。师曹因被鞭打之辱，火上浇油，不仅用乐器演奏，还特意将诗句一字一句地诵读出来，以此激怒孙文子，从而借孙氏之手报复卫献公。孙文子听说此事后，预感会有危险，先发制人，将卫献公赶出了国。

卫君被赶出国是当时的国际大事，这一新闻传到晋国后，引发了晋悼公的疑问。晋悼公有此问并不为奇，他和卫献公一样，也是高高在上的君主，如果大臣可随意将国君赶走、甚至杀掉，那么他的地位必然也可能随时受到威胁。师旷却没有顺着晋悼公的话，而是说：“或者其君实甚。”师旷认为，做事过分者在卫献公，而不是孙文子等大臣。他紧接着说：“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如果国君养护民众如爱护其子，百姓自然会拥戴君主，不可能将其赶走。但如果君主骄奢淫逸，使百姓绝望，“弗去何为？”这一声反问可谓震撼人心。师旷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君主治理民众的权力来源于天，而天之所以要将权力交给君主，是希望其能养牧民众，使百姓保持天性。如果国君在民众头上肆意妄为、淫虐无度，上天必然会抛弃这类君主。《左传》并没有记载晋悼公的反应，但师旷的这番大义凛然之言，想必也深深地震撼到了晋悼公吧。

师旷提到君主的权力来源于天，这种思想渊源甚早，至少周代已颇为流行。《诗经·大雅·文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假哉天命，有商孙子”，明言周是承天命而代商。师旷之言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天与君之下又加了民，天、君、民构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即上天之所以将权力交给君主，是令其代上天养护民众，如果君主滥用权力、残害百姓，那么上天就会收回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