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法官”孔子法治思想试析

古代“大法官”孔子法治思想试析



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但就孔子的从政经历来说，孔子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法官”。孔子担任过鲁国的史、司职吏、司空，这些职务都具有法官性质。最后做到大司寇，摄相位，为鲁国最高司法长官。孔子为政不离法，其司法实践成效卓著，形成了其独到的法治思想。应该说，法治思想始终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以济世、备刑慎用的法治观孔子的政治才干，在其任中都宰时，得到充分体现。一年之后便达到理想的效果，各地诸侯纷纷效仿。《孔子家语·相鲁第一》载：“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由此可见，孔子首先是个政治家，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是其政治理想，法治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的。所以，孔子不是就法论法，而是把法放在时代大背景下，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高度看待法的作用和价值，把法作为理政治国、经世济民的工具来看待的。


据《孔子家语·五刑解第三十》，“子曰：‘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凡民之为奸邪、窃盗、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度则小者偷盗，大者侈靡，各不知节。是以上有制度，则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则不犯。故虽有奸邪、贼盗、靡法、妄行之狱，而无陷刑民。” “制五刑而不用”“无讼”社会是孔子的法治理想。“刑”为“罪”而设，如果社会不公不义，奸邪、贼盗、靡法、妄行之人横行，社会纷扰、民乱四起，虽用五刑、施重法，但“民不畏死”，以身试法，绝不是理想的法治状态。“讼”因“争”而起，虽然一个好法官就可以做到分清曲直、明判是非、定纷止争，但何如人人都能达到自觉、自知和自律，达到“无讼”或“少讼”的状态呢。
孔子从政治家的高度，认为“制五刑而不用”“无讼”才是“至治”，才是圣人之治，才是理想之治。所以，孔子主张：应以德化礼治为主，要礼刑并用，以礼治本，以刑制标，标本兼治，综合施治。最大限度地“无陷刑民”，也体现了孔子的亲民爱民的“仁爱”之心。这与现在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目标是一致的。
孔子更是一直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他的法治理想。《淮南子·泰族训》载：“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贾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更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治下的鲁国，呈现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近者悦、远者来”的太平景象。

德主刑辅、先教后刑的教惩观
孔子主张德先法后、德法共治。“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执其辔策而已’”（《孔子家语·执辔第二十五》）。治理社会要德行和礼法并用，端正官员的言行，百姓自然和顺安宁，刑罚还没使用，天下就太平了。不用德行和礼法，专用刑律，百姓就会流失，国家就会灭亡。
孔子主张要教化在先、行刑在后，不教而施刑罚是残害百姓。《孔子家语·始诛第二》中，孔子感叹道，处在执政高位的人不行治国大道，却要杀掉有过失的老百姓，是不合理的。不能教育民众遵行孝道却审理他们违反孝道的案子，是屠杀无辜的人。在上位的人推行教化不力，罪责不在老百姓。《孔子家语·始诛第二》：“言必教而后刑也，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先以道德教化的方法推行于民间，使老百姓信服；如果不行，再以尊崇贤人的方法勉励百姓；如果还不行，就废黜无能之辈；如果还不行，才可以用教令的威势使百姓忌惮。这样三年，老百姓就走上正途了。这时，再有奸邪之徒不听从教化，对其施以刑罚，老百姓就知道什么是犯罪行为了。
孔子更主张礼法并用、刑政相参。《孔子家语·刑政第三十一》，孔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也就是说，治理教化民众，必须是刑罚和政令相互配合使用。最好的办法是用道德来教化民众，并用礼来统一思想，其次是用政令。用刑罚来教导民众，用刑罚来禁止他们，目的是为了不用刑罚。对经过教化还不改变，经过教导又不听从，损害义理又败坏风俗的人，只好用刑罚来惩处。
由此可见，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并不是要“人治”，不要“法治”，而是德治、礼治和法治的混合之治，刑罚是社会治理的底线。这与现在所倡导的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社会治理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