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家投入成倍增长！券商金融科技的实践与期待

流量增长见顶、获客成本高企，曾经被寄于重任的券商网络金融部门，这几年似乎遭遇组织架构和人员配置等多方面调整。是业务部门涵盖与整合技术，还是技术部门去包裹业务？无论向左还是向右，长期来看，随着金融科技与各项业务的深度融合，成功的证券公司必然也是一家成功的“金融科技公司”。以终为始，结合业务战略定位，重构从网金到数金的全面规划，也因此成为不少券商的理性选择。

架构调整频繁，投入热情有增无减

券商对网金部门的思考与调整，自2018年起动作明显增多。据不完全统计：

2018年：

国信证券：将原本独立的网络金融部重新纳入信息技术部。

安信证券：将分散于信息技术部、经纪业务营销中心的互金团队进行组合，新设网络金融部。

山西证券：将同属财富管理条线的互金部与财富管理部、客户服务部等重新组合，其中的科技团队独立出来成立科技金融部。

2019年：

华泰证券：成立数字化运营部。

2020年：

国泰君安证券：将网络金融部更名为数字金融部。

光大证券：将互联网金融部更名为数字金融总部。

银河证券：在原互联网金融部门基础上，正式组建数字金融中心。

信达证券：宣布正式组建数字金融部，由公司首席信息官分管。

南京证券：宣布调整大经纪业务组织架构，撤销营销管理中心、场外业务管理总部和网络金融部，新设零售业务部、机构业务部和财富管理部。

申万宏源证券：进行组织架构调整，互联网金融部为财富管理事业部下设七个部门之一。

山西证券：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山证科技）。

中金公司：与腾讯合资成立金融科技公司（金腾科技）。

2021年：

天风证券：将信息技术中心更名为金融科技中心，其下设机构系统部更名为机构科技部，数据管理部更名为数据金融部，新设客户与资产分析平台部。

天风证券全资子公司与恒生电子联合成立金融科技公司（寻常网络）。

……

究其方向，上述调整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不再强调线上、线下界限，原互金的各项职能被合并到信息技术、经纪业务等其他部门；二则恰恰相反，将散布在公司各个部门的科技团队重新整合、单设部门，统筹全公司各核心业务领域及运营管理的数字化运营与治理。而在名称设置上，不少券商纷纷将“互联网（网络）金融”改为“数字运营”或“数字金融”，改名的背后，也折射出各家对于“在线引流”之外的更多期待。

对应地，我们也可以从各家券商的“军备竞争”中看到技术投入的热情与方向。

2017年起，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证券公司年度经营业务排名中，首次增加与信息技术建设相关的指标。2017年96家券商合计信息技术投入111.78亿元，平均每家1.16亿元，中位数为6739万元；2018年98家券商纳入统计，同口径数据分别为126.45亿元，1.29亿元和7482万元；2019年98家券商信息技术投入总计216.69亿元，平均数为2.21亿元，中位数为1.11亿元。

深入比较2018-2019年数据，行业信息技术总计投入增幅约为65.84%，除摩根大通、野村东方没有2018同期可比数据、华信证券摘牌、广州证券被中信收购外，余下券商中仅有1家投入略有下降，其他所有券商均加大了信息技术投入。 其中增幅最大的为东方财富，达230.8%，华泰证券（150.2%）、东方证券（125.1%））紧跟其后，增幅达到100%以上的共有12家。

而从规模来看，2019年，券商的信息技术投入规模在1亿以下的有44家，数量占比44.9%，对应的总投入金额为28.14亿，占比12.99%；1亿-5亿之间的有40家，数量占比40.8%，对应的总投入金额为74.8亿，占比34.52%；5亿以上的有14家，数量占比14.3%，对应的总投入金额为113.75亿元，占比52.49。

再从投入金额的绝对值上看，2019年前10名分别为国泰君安、华泰证券、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中金公司、平安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中信建投，相关排名与券商各项业务CR 10 排名高度重合，且这10家的累计投入占到98家券商的41.3%。但也有部分中小型券商一掷千金，投入金额与大券商不相上下，如中泰证券以6.06亿的投入排名第12位，如果从信息技术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来看，更是占到了11%。此外，安信证券、方正证券等的信息技术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也超过了10%。

由于中国证券业协会尚未公布2020年证券公司经营业绩排名情况，对于各家券商在2020年的信息技术投入具体金额尚不可知。不过从已实行或公布了融资计划，或者已公布2020年报的代表性券商所释放出的信息，也可以看出各家对科技投入的重视程度。

当然，如果严格按照国际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定义，上述投入是指整体的“金融技术”投入，包括了传统IT及金融科技两部分。如再细分，根据央行《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金融科技被定义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即运用前沿科技成果（如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以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因而“金融科技”投入作为子集，与“金融技术”投入形成了子母“包含”关系。但无论概念如何划分，行业持续加大信息技术领域投入是既定事实与趋势，这也为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技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要认同这么巨大的投入，从监管到行业再到各家机构内部，都需要一个过程。而最直观的就是要看钱花在了什么地方，产生了哪些效益。

艾瑞咨询预计，2020年中国金融机构技术资金投入约为1981.6亿元，其中金融科技投入413.7亿元（占比为20.88%）。细分到行业，银行业最不惜血本（68%），保险业跟随其后（18%），证券业仅占13%、预计技术资金投入为257.8亿（其中金融科技投入约7.4亿）。

从券商的资金投向来看，技术投入主要集中于信息化系统建设，而其中的金融科技主要投入于云计算与大数据（约50%左右的资金占比）、人工智能（约30%左右的资金占比）、区块链和流程自动化（约20%左右的资金占比）。

“整体来看，前几年，大家的重点在于开放对外业务合作及构建生态路径，加强引流、提升数据竞争力；近期的探索则更加全面，除了持续发力To C的营销拓展、客户服务，还希望对接其他板块的业务，并在展业管理与运营管理上进行模式创新，以提升管理效率。”有业内人士如是说。

据这位业内人士介绍，在细分业务类别方面，移动端作为券商与用户之间沟通交互的最重要平台，涉及业务场景与人工智能乃至语言处理技术的融合创新，仍是券商布局金融科技的重要抓手。

投研业务和非标业务方面，金融科技也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前者包括投研建模、量化归因、研报解读、风险控制和程序化交易等；后者主要对应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技术有益于资产增信，对非标资产的信息披露及监管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业务链上的所有参与方均需深度介入，也导致整体落地难度较大。

在金融基础设施升级方面，券商现有业务及管理流程中存在大量标准化、重复性劳动，如能引入自动化辅助类工具，可实现一定程度的生产力替代。海内外实践中，除了基础的标准化操作，智能法务、智能投行文本、智能债券交易等均已显现出一定的效果，曾被戏称为“对做材料的金融民工和交易员造成极大威胁”，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可极大提升合规水准及监管效率。

有业内人士坦言，网上开户放开多年后再谈金融科技，视角便远不是简单的互联网流量和一站式服务这么狭窄了。数字化运营将成为未来竞争的主力因子，集中、统一、全面，从而实现全业务链条线上化、数据化、智能化。“大家不断向金融科技“砸钱”，就是基于这一逻辑。”

高盛CEO Lloyd Blankfein的“Goldman was really a tech firm, not a bank” 已然成为名句，一份关于高盛2000多个不同部门工作岗位的分析报告中指出，46%的工作岗位都是技术性工作。同时，新招聘的学生中有约40-50%来自STEM背景（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mathematics，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而JP Morgan Chase & Co在金融技术领域目前已聘用了超过5万名技术人员（见JP Morgan的学生招聘页面中关于技术类项目的招聘说明）。

“你去看他们的年报，还是按各业务条线、各个品种去分析自己的状况，没有专门的章节去讲自己的技术力量多厉害。但大音无声，大象无形，技术在业务背后充当了转换和催化的作用。同样的业务，做事的方法已经不同了。”

如果说这些巨头涉猎太广，那么术业有专攻，资管方面，贝莱德以阿拉丁系统为核心的技术服务输出已成为行业典型案例，2019年技术收入达9.7亿美元，占到总营收的7%，过去10年年均增长率达15%（不过距之前曾提出的“2022年技术收入占到总营收30%”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投行作为最不像是能技术化的领域，在信息收集及分析部分亦大量采用了人工智能处理；至于财富管理的零售业务，可能是金融科技在提升效率方面见效周期最快的一个领域。

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场景对应图（安永）

但毋庸讳言，重视转型、持续加大投入的背后，与数字化运营整体规划相关的现实问题依然层出不穷。

仍旧从业务和中后台两个角度来看。

业务方面，最大的问题一是需求的零碎化导致的开发行为不经济，二是跟随、模仿造成的“无竞争力”。

中后台管理方面，券商数据长期沉淀在各个系统或独立的业务板块中，“信息孤岛”现象严重，随着信息量的爆发式增长，转化率低、通融率低的问题日益突出。

另外，部分券商为了跟风而转型，决策未基于业务流程，也没有做到以用户为中心，不仅无法改造业务，反而导致投入产出转化率极低，带来公司层面的负担。

对于近几年券商网金思路的调整，也有业内人士坦言：之前对网金的过渡重视，不排除部分券商管理层对线上业务有一定的投机心理，认为一下就能挖个金娃娃，或者通过打上互联网标签来提升公司整体估值。但随着流量见顶与成本高企，这种持续、大量的技术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效应递减，短期财务回报并不乐观。患得患失之下，无法产生战略定力，政策的摇摆也就不可避免。

解决之道，是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重构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模式，并在组织形态上进行彻底改造，有意识培养业务与技术“双通”人才，建立真正能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的“敏捷组织”。前述提及的人民银行印发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即明确提出，要“结合市场需求及自身禀赋谋求差异当、特色化发展”，避免金融科技行业的重复建设。

这也与证券方面的监管思路一脉相承：2020年6月，证监会科技局正式上线，旨在打造一个整合、打通现有各信息资源的资本市场大数据监管系统，并组织开展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研究及应用实施。

另一方面，持续投入也需要战略定力，尤其对于中小券商，考虑到投入产出的规模效应问题，是否仍存在突围的可能性呢？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比如国际贸易，就算国家A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压倒性地胜出，国家B仍可能在某个点上具有‘相对优势’并放手一搏。当然中小型券商本身的资源约束是不争的现实，反应到金融科技的发展上，除非预算上不封顶，否则最佳办法仍然是杀入小切口、覆盖具体领域和场景，做深做透。”有业内人士坦言。

技术背后的资源与资本

在内部发力之外，券商对于金融科技的拓展还有更多的形态和路径。

一方面体现在金融科技子公司的设立上，希望通过系统或能力输出，创造规模效应，实现新的盈利增长点。

在这方面，券商的步伐远远落后于银行及保险机构。截至目前，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已有12家，涵盖国有五大行、股份制大行以及城商行；保险公司的科技化方向也早已明确，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太平、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阳光保险、中再集团、联合保险、合众人寿、大地保险、泰康保险等多家保险机构均投资了科技子公司。相比之下，券商系金融科技子公司起步较晚，正式成立的仅有山西证券旗下山证科技，中金与腾讯合作的金腾科技，以及天风与恒生合作的寻常网络。

有业内人士坦言，银行的金融科技子公司之所以走得相对较前，一方面固然是客户体量大；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商行、农商行具备区域客户资源禀赋但无意靠自身投入完成信息技术建设，对此类服务有天然的需求。

但即便是被视为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龙头”的壹账通，2020年报显示，虽然亏损收窄，但盈利拐点扔未到，且其对平安集团的依赖程度有所加深（当年营收总额中，平安集团贡献了52.14%，陆金所贡献了10.36%），想要证明自身的独立性仍然长路漫漫。

在目前的发展环境下，业务纽带和数据纽带仍然是链接科技平台与金融机构的关键，如果金融科技公司缺乏这两方面的禀赋，那么渗透带动效果如何，怎样从成本中心真正转型到业务中心，恐需更多的实践来验证。

另一方面，大量采用并购方式，在自身战略定位领域对金融科技进行战略性押注，则是另一种扩张之道。

高盛近年来将其并购战略的重点放在财富管理上，并购名单包括但不限于财富管理公司 United Capital， Folio Investing等，此外在另类贷款和资本市场上亦有布局。

花旗的并购名单则包括房地产初创公司、小型商业初创公司，以及财富与资产管理初创公司，这与其致力于增强机构客户集团业务的目标相互契合。

摩根大通则重点关注资本市场和小型企业产品，并分别在财富与资产管理和支付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

事实上，即便是打上了最明显的“科技”特征的在线券商，他们的发展也不只是一部“互联网发展史”，更是一部持续的“并购史”。2019年，美国最大在线券商嘉信理财收购了业务规模第二的TD Ameritrade，并于2020年10月初步完成了合并，这家新的在线经纪巨头由此管理了超过6万亿美元的客户资产和2800万个经纪账户。在此之前，嘉信理财和TD Ameritrade就已分别在不断合并扩张的道路上狂奔。这个超级巨无霸的产生，背后有技术的力量，更多的恐怕仍然是资本与并购的力量。

估值的“秘密”

2021年3月初，供应链金融领头羊Greensill Capital 申请破产保护，短短十年内，从70亿美元到一文不值，Greensill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而Lending Club、GreenSky等，这些曾经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渐渐淡出江湖。

但新的故事还在上演。2020年9月，美国消费金融科技初创公司Chime在F轮融资中获得了4.85亿美元，参加方包括Coatue、Iconiq、Tiger Global、Whale Rock Capital、General Atlantic、Access Technology Ventures、Dragoneer和DST Global，对应估值突破145亿美元，成为美国估值最高的金融科技独角兽。今年3月份的最新消息称，Chime已就今年上市事宜与银行进行了初步谈判，估值可能超过300亿美元。

该公司主要通过手机来为客户提供免手续费的手机银行、借记卡和ATM访问等多种银行服务。但有意思的是，它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一家软件公司，而不是金融科技公司。CEO Chris Britt认为，“我们更像是一家消费软件公司，而不是一家银行”，并将自身商业模式定位为：“基于一种交易、业务处理的商业模型，具有高度可预测性、高重复性和高利润的特点。”

疫情之下，金融科技公司既看到了生长的空间，也面临多方面的压力。Chime的启示是：如果把自己归类于SaaS范畴的方法可行，那么具备SaaS特征的金融科技公司或许就此找到了新的估值对标。但在此之前，公司先要自证盈利模式（Chime在2020年F轮融资时宣布已实现税息折旧及摊销前盈利，而其他类似的以挑战银行为目标的金融科技企业往往仍深陷亏损）。Forrester数据显示，2020年，风投对已经站稳脚跟的金融科技公司的投入相当于整体融资的52%，比例首次高过初创企业。

但即便有真正的科技内核加持，金融与科技背后的逻辑也并不相同。涉金融业务意味着要遵循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杠杆率等一系列要求。随着监管的跟进，以及全球在保护个人数据隐私方面的日趋严格，金融科技企业的估值及增长故事，或许还要经历更多的调整。

作者简介：叶毓蔚，资深金融从业人员，曾任知名券商规划发展部总经理，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亦曾在加拿大知名财富管理机构从事持牌 CFP（注册财务规划师）工作。系《新财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瑞典)邓达德,(瑞典)斯蒂芬·福斯特的中文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