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工业大裁员到李佳琦上“沪籍”
1992年，长江沿岸的湖南岳阳与武汉、重庆一道，获批对外开放。这一年，李佳琦出生在此地的一户普通家庭。
大学毕业后的2015年，李佳琦在南昌做美宝莲柜员。那些年，南昌房价涨得很快，3千多块的月收入，在南昌连1/4平也买不起。
2017年，李佳琦闯荡上海，当时直播行业才刚刚起步，但三年后，他已经是这个行业里的绝对明星，并作为2020年第一批特殊人才落户上海。
从岳阳到南昌到上海，李佳琦一步步走向大城市的轨迹背后，是中国制度环境的逐渐宽松以及市场与社会权力的复苏。在此背景下，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化打破了原有路径，个体的流动意愿逐渐得到尊重。
而在此之前，在政府对人口流动的严格控制下，有一群人只能踏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流动轨迹。
反城市化年代，知青下乡城市裁员
52年前，同为岳阳人的17岁姑娘李志纯，刚刚初中毕业，在寒冬12月里，她徒步前往知青下放的目的地。
那个时候，每个知青每天要插一亩田的秧，农闲时，李志纯还要与队员结伴去城里收粪。俩人凌晨2点出发，拖着板车翻山越岭，赶去城里的各大公厕……
上世纪60年代岳阳知青在农村参加劳动/岳阳日报
在那个生计和温饱还成问题的年代，由于城乡的巨大差距，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的意愿强烈。但由于这种迁移对“优先发展城市和重工业”的策略形成冲击，同时，城市自身的承载能力也很有限，最终导致这一时期，政府严控人口流动，并出现了两次政策主导下的反城市化运动。
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出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移手续。
至此，以户口迁移登记、审批为中心的制度得以建立。作为户籍制度的正式法律文本，其出台意味着政府严控人口流动的开始。
但这项严控农村人口迁移的制度并未立即发挥作用，由于受到“大跃进”运动的冲击，为了满足工业劳动力需求，各城镇单位开始争抢农村劳动力，同时，由于劳动力管理权的下放，地方招工无需再经中央审批，于是城镇人口在1957 年之后的三年间增加了34.1%，吃商品粮的人口也由15%上升至20%。
与此同时，大炼钢铁导致农业生产人口大量流失，1958年底已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开始缺粮，政策失误与自然灾害更是使农业领域出现全面崩溃。
1959年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2亿公吨减至1.7亿公吨，1960年又减少到1.44亿公吨。由于统购统销的联动作用，城市的日常供应也日趋紧张。
为缓解危机，中央开始敦促部分工人回乡加强农业生产。1959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收回了下放给地方的劳动力管理权限。
1961年中央发布《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三年内城镇人口必须减少2000万以上，1961年以内至少减少1000万。自此，中国开始了由行政命令支配的第一次反城市化运动。
当时，各地政府积极动员和遣返大量城市工人到农村，1961-1965年间，全国城镇人口年均减少4.41%。除了遣送职工回乡外，政府还对生活必需品和日用消费品实行凭票供应制，严格控制合法城镇户口的机械增长。
60年代后期，政府又兴起了第二次反城市化运动，大力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合当时实际，这种制度安排自然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通过知青下乡运动暂时减少合法的城镇户口，以减轻城镇资源供给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