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元曲中的十三位三国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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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1-10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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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元曲中的十三位三国名人
元曲是元代兴起的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体裁，由文人通过将宋词通俗化之后，配合当时民间流行的曲调演变而来的新体诗，在元代的文人雅士之中非常流行，整整影响了一个朝代，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名作，是元代社会的代表文学，后世将其与“唐诗宋词”并称，足见元曲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之重。同为影响深远的三国文化，在元曲中有怎样的影响和特点，又凸显出了哪些主要三国人物呢？
众所周知，元代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一个大一统帝国，该朝代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孛儿只斤忽必烈在统一中原后建立的。忽必烈入主中原后，鼓励蒙古族人学习汉语、适应习俗，这为三国文化在元朝的传播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文人创作的散曲有四千余首，其中以三国为主题创作的散曲有四十余首，涉及到的相关主要人物有十三人，其中，有一位是女性（小乔）。
蒙古人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得整个民族弥漫着对英雄人物及事迹的崇拜情结，而三国世事动荡、英雄辈出的时代，首先迎合了他们价值理念。这也是散曲中三国文化得以兴盛传播的先决条件。元曲中的三国文化大致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两汉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并存。元代统治阶级认为，两汉三国时期是汉文化的起始基础，这一意识影响到了文人雅士们的创作。所以，元曲中三国文化的首要特点，就是“三国与两汉并存”。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曲作中对三国人物及故事的描述。
例如，元代文学家庾天锡创作的《雁儿落过得胜令》中，“韩侯（西汉名将韩信）一将坛，诸葛（亮）三分汉（即西汉、东汉、蜀汉）”。该曲作中，把西汉时期的韩信与三国蜀汉集团中的诸葛亮相提并论。元代文学家赵禹生创作的《双调雁儿落过清江引碧玉箫美河南生》中，“诸葛亮八阵图，周亚夫（西汉名将）细柳营。”该曲作中，又将西汉名相周亚夫与三国时期的蜀汉名相诸葛亮相提并论。
此外，在元曲中除了两汉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有时候还会加入其它时代的英雄人物。例如元代文学家周文质创作的《不知宫调新时乐》中，“就出现过千里独行关（羽）大王，私下三关杨六郎（北宋名将杨延昭），张飞忒煞强，诸葛军师赛张良（西汉名将）”之语。
该曲作中，不仅有西汉时期的张良与三国蜀汉集团的诸葛亮之间的对比，还有蜀汉集团的关羽、张飞与北宋名将杨延昭的对比。众所周知，杨延昭是杨业的长子，在演义和民间传说中称其为“杨六郎”。在曲中引用了民间耳熟能详的名号，不仅使人读来朗朗上口，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散曲雅俗共赏的特点。
二、元代文人借以逃避现实的一种重要渠道。元代统治阶级崇尚武风，整个社会弥漫着重武轻文的风气。虽然统治阶级崇拜英雄，但对文人非常鄙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人雅士们不得志的心绪无处宣泄，只能通过散曲创作麻痹自己、逃避现实。
元代著名文学家马致远创作的《庆东原叹世》中，“（刘备）三顾茅庐问，（诸葛亮）高才天下知，笑当时诸葛成何计？”该曲的前半句表达了对诸葛亮得遇明主的羡慕之情。该曲后句中的“（诸葛亮）出师未回，长星坠地，蜀国空悲”，又借用这句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失落之情。最后来了一句：“不如醉还醒，醒而醉。”这是在该曲中吐露出的内心真实想法，在这种不得志的情况下，不如一醉不醒、远离世事的纷扰。
另外，元代文学家张可久创作的《中吕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中，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其中“人生底事辛苦……图驷马高车”。这一句充分表达了处于底层社会的疾苦，本想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半纸虚名，十载功夫。人传《梁甫吟》，自献《长门赋》，谁三顾茅庐？”后面话锋一转，表达了十年寒窗苦读，在仕途上奔波异常清苦。但是，最终也没能像诸葛亮一样，被人三顾茅庐，出山建立功业。通过该曲表露了面对残酷的现实，只想远离俗世，生活在自己理想的精神世界里面
元曲中关于三国主题的代表作品很多，笔者在本文中不再一一赘述。总的来说，元朝统治阶级崇拜英雄的情结，为以三国为主题的散曲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同时，元朝也是广大文人雅士最为不得志的一个朝代，他们在无处宣泄的时候，只有通过创作来发泄内心的积郁。那么，在元曲中凸显出来的三国主要人物又是谁呢？
笔者根据诸多三国主题曲作，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发现其中的主要人物分别是诸葛亮、曹操、周瑜、刘备、关羽、张飞、孟获、孙权、小乔，鲁肃、司马懿、董卓、吕布等十三人。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诸葛亮，在四十余首以三国为主题的元曲中，诸葛亮总共出现了二十次；相对较多的是曹操和周瑜，两个人分别出现了七次；后面依次为：刘备四次，关羽四次，张飞三次，剩下的人物大多都是一次，个别人物出现了两次。
通过这个统计，笔者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元代文人关注的三国人物当中，蜀汉集团有五人，向来不被大众关注的孙吴集团也有四人，而在民众中最热门的曹魏集团仅有二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在前文中也有所提及，主要是受到元代统治阶级对汉文化意识的影响，元代的文人也普遍认为，两汉与三国时期的蜀汉集团皆为汉文化的正统。所以，在元代有“汉三分”的说法，即西汉、东汉、蜀汉。这种意识的影响非常大，比如，大众熟知的《三国演义》中所体现出来的“拥刘贬曹”的中心思想，就是受到了这种意识的影响。
元曲是元代兴起的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体裁，由文人通过将宋词通俗化之后，配合当时民间流行的曲调演变而来的新体诗，在元代的文人雅士之中非常流行，整整影响了一个朝代，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名作，是元代社会的代表文学，后世将其与“唐诗宋词”并称，足见元曲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之重。同为影响深远的三国文化，在元曲中有怎样的影响和特点，又凸显出了哪些主要三国人物呢？
众所周知，元代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一个大一统帝国，该朝代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孛儿只斤忽必烈在统一中原后建立的。忽必烈入主中原后，鼓励蒙古族人学习汉语、适应习俗，这为三国文化在元朝的传播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文人创作的散曲有四千余首，其中以三国为主题创作的散曲有四十余首，涉及到的相关主要人物有十三人，其中，有一位是女性（小乔）。
蒙古人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得整个民族弥漫着对英雄人物及事迹的崇拜情结，而三国世事动荡、英雄辈出的时代，首先迎合了他们价值理念。这也是散曲中三国文化得以兴盛传播的先决条件。元曲中的三国文化大致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两汉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并存。元代统治阶级认为，两汉三国时期是汉文化的起始基础，这一意识影响到了文人雅士们的创作。所以，元曲中三国文化的首要特点，就是“三国与两汉并存”。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曲作中对三国人物及故事的描述。
例如，元代文学家庾天锡创作的《雁儿落过得胜令》中，“韩侯（西汉名将韩信）一将坛，诸葛（亮）三分汉（即西汉、东汉、蜀汉）”。该曲作中，把西汉时期的韩信与三国蜀汉集团中的诸葛亮相提并论。元代文学家赵禹生创作的《双调雁儿落过清江引碧玉箫美河南生》中，“诸葛亮八阵图，周亚夫（西汉名将）细柳营。”该曲作中，又将西汉名相周亚夫与三国时期的蜀汉名相诸葛亮相提并论。
此外，在元曲中除了两汉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有时候还会加入其它时代的英雄人物。例如元代文学家周文质创作的《不知宫调新时乐》中，“就出现过千里独行关（羽）大王，私下三关杨六郎（北宋名将杨延昭），张飞忒煞强，诸葛军师赛张良（西汉名将）”之语。
该曲作中，不仅有西汉时期的张良与三国蜀汉集团的诸葛亮之间的对比，还有蜀汉集团的关羽、张飞与北宋名将杨延昭的对比。众所周知，杨延昭是杨业的长子，在演义和民间传说中称其为“杨六郎”。在曲中引用了民间耳熟能详的名号，不仅使人读来朗朗上口，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散曲雅俗共赏的特点。
二、元代文人借以逃避现实的一种重要渠道。元代统治阶级崇尚武风，整个社会弥漫着重武轻文的风气。虽然统治阶级崇拜英雄，但对文人非常鄙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人雅士们不得志的心绪无处宣泄，只能通过散曲创作麻痹自己、逃避现实。
元代著名文学家马致远创作的《庆东原叹世》中，“（刘备）三顾茅庐问，（诸葛亮）高才天下知，笑当时诸葛成何计？”该曲的前半句表达了对诸葛亮得遇明主的羡慕之情。该曲后句中的“（诸葛亮）出师未回，长星坠地，蜀国空悲”，又借用这句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失落之情。最后来了一句：“不如醉还醒，醒而醉。”这是在该曲中吐露出的内心真实想法，在这种不得志的情况下，不如一醉不醒、远离世事的纷扰。
另外，元代文学家张可久创作的《中吕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中，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其中“人生底事辛苦……图驷马高车”。这一句充分表达了处于底层社会的疾苦，本想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半纸虚名，十载功夫。人传《梁甫吟》，自献《长门赋》，谁三顾茅庐？”后面话锋一转，表达了十年寒窗苦读，在仕途上奔波异常清苦。但是，最终也没能像诸葛亮一样，被人三顾茅庐，出山建立功业。通过该曲表露了面对残酷的现实，只想远离俗世，生活在自己理想的精神世界里面
元曲中关于三国主题的代表作品很多，笔者在本文中不再一一赘述。总的来说，元朝统治阶级崇拜英雄的情结，为以三国为主题的散曲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同时，元朝也是广大文人雅士最为不得志的一个朝代，他们在无处宣泄的时候，只有通过创作来发泄内心的积郁。那么，在元曲中凸显出来的三国主要人物又是谁呢？
笔者根据诸多三国主题曲作，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发现其中的主要人物分别是诸葛亮、曹操、周瑜、刘备、关羽、张飞、孟获、孙权、小乔，鲁肃、司马懿、董卓、吕布等十三人。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诸葛亮，在四十余首以三国为主题的元曲中，诸葛亮总共出现了二十次；相对较多的是曹操和周瑜，两个人分别出现了七次；后面依次为：刘备四次，关羽四次，张飞三次，剩下的人物大多都是一次，个别人物出现了两次。
通过这个统计，笔者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元代文人关注的三国人物当中，蜀汉集团有五人，向来不被大众关注的孙吴集团也有四人，而在民众中最热门的曹魏集团仅有二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在前文中也有所提及，主要是受到元代统治阶级对汉文化意识的影响，元代的文人也普遍认为，两汉与三国时期的蜀汉集团皆为汉文化的正统。所以，在元代有“汉三分”的说法，即西汉、东汉、蜀汉。这种意识的影响非常大，比如，大众熟知的《三国演义》中所体现出来的“拥刘贬曹”的中心思想，就是受到了这种意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