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出美团底层“商业逻辑”难题
外卖平台们的舆论环境颇有点“冰火两重天”的意思。
一边，是饿了么通过各种积极投入帮助商家度过难关，在营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例如4月13日，饿了么宣布在全国80个城市包下了近4万块户外广告、10万个酒店电视广告位和480万台互联网电视资源，要“全部免费开放给各地中小餐饮商家”，帮助它们推广。
另一边，是美团涨佣金事件持续发酵，负面舆情到达顶峰。
4月10日，广东省餐饮协会公开向美团发出联名交涉函，批判美团外卖在举国抗击疫情期间，依旧坚持高额佣金以及排除公平竞争的独家条款，让众多餐饮商家不堪重负。
广东省餐饮协会表示1个月前已经向美团单独发函但未得到正式回复，此次“不得已”公开化。
疫情期间无法堂食，让外卖成了商家们的救命稻草，而美团提高佣金让本已生存艰难的商家雪上加霜，可能原本还能忍一忍，到了现在不得不发出一封“公开信”，只能证明大家的日子真的是太难了。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美团作为资本助推的平台“缺乏道德血液”的体现，而深层次看，这与美团的商业模式以及更底层的商业逻辑有直接的关联，疫情带来的商家困境把既有的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
疫情冲击面前，美团的流量型“商业模式”底色露出
媒体“新财富”统计数据显示，随着美团市占率提升，2015-2019年间，美团外卖业务整体佣金率从1.1%激增至12.6%。
按公开信中的数据，目前美团对新商家的抽佣甚至高达26%。
由初期的低佣，再到后期佣金越来越高，到了特殊时期甚至“专门定价”，用通俗的话说，美团似乎在“借机发财”。
而这种看法可能过于“粗浅”，分析平台的行为一定要找到根源所在，从商业模式角度分析，美团佣金增长的轨迹只能说明美团以“流量”为核心待价而沽的商业模式底色，流量是平台价值的唯一来源，当下也是平台生存的唯一方式，这种商业模式遵循基本的“流量稀缺性原理”：
流量的价格与流量的稀缺性成正比。
美团自己的研究机构在2月对3.2万家餐饮商户进行调查，并在2与14日发布了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餐饮行业的影响》报告，显示当时营业的商户中，53.6%外卖收入占到营业收入的一半以上，其中高达42.9%的商户外卖收入占比超过70%。
外卖的流量成了稀缺性很高的东西，对应涨佣金在其商业模式下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行动，从普通大众和商家看来，平时涨尚且能忍，到了疫情时就有点“趁火打劫”的性质。
在流量“稀缺性”越严重的地区，这种感受可能就越强烈。
例如，为什么是广东餐饮协会最先跳出来激烈反对，其原因在于广东地区美团外卖的市场份额远高于其他地方（60-90%），已达到《反垄断法》规定的市场支配地位，这时候美团按照其固有的“待价而沽”方式对那些过去没参与外卖业务，现在要靠外卖救命的新进入商家设置一个很高的比例，十分符合“流量稀缺性原理”。
美团这种玩法，首先表现出商业伦理之外的出于普通人视角的社会不道义，运营多时后，遭受社会广泛批判是一种必然结果。
疫情推高了美团外卖的佣金定价，也让美团陷于极为不利的品牌形象垮塌过程中，这是危险的。
而反观饿了么，没有在佣金上大做文章，却大张旗鼓搞起了商家帮扶，无论在大众还是商家这里，品牌形象得以提升，这同样源于其被疫情照亮的商业模式底色。
众所周知，饿了么当下的平台模式在根本上并不是帮助商家获得更好的外卖流量、卖出菜品（当然，这是表层的直接表现），而是帮助传统线下商家转向数字化浪潮，这种转向，既包括通过外卖平台卖餐饮产品，也包括数字化营销、管理和运营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