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指挥，做音乐的仆人

      81岁的陈燮阳依旧留着一头“伏尔泰式”的长发。这个发型是中国交响乐坛的一个标志。

　　从艺55年，陈燮阳亲历了中国交响乐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他最享受的，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与乐队一起陶醉于音乐的时刻、与作曲家共同打磨作品的过程。

　　他曾带领中国乐团登上世界各大音乐厅，但他也深知，这些年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音乐作品并不多。中国交响乐的未来究竟在何方？他伸出手，向空中划出了一个音符。

　　在台上太威风不一定是好事

　　6月24日晚，苏州金鸡湖音乐厅，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的火热音符落下，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尽管观众只坐了三成，但指挥台上的陈燮阳感受到了久违的酣畅淋漓。

　　由于疫情的原因，距离他上一次执棒现场音乐会，已经过去了5个月。55年来，他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煎熬。

　　“我是幸运的，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后，就没有中断过指挥。”1965年，陈燮阳被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乐队担任指挥。在那个特殊年代，对一名刚毕业的指挥系学生来说，没有什么比拥有一支乐队更为幸运的了。

　　他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指挥芭蕾舞剧《白毛女》。没想到，这一“挥”就“挥”了整整18年，《白毛女》成为陈燮阳指挥生涯中最厚重的一块奠基石。

　　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由全国千余名演员参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北京上演。指挥组一共有5人：严良堃、聂中明、胡德风、徐新和陈燮阳。陈燮阳是最年轻的。

　　此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无论是重大节庆演出，还是重要的外事演出，直至近年来的国庆65周年、建党95周年纪念演出，都能见到陈燮阳的身影。

　　面对由成百甚至上千演员组成的演出阵容，如何把控全场、真正把团队拧成一股绳，无疑是对指挥的掌控力与舞台经验的巨大考验。陈燮阳总能举重若轻地用手、眼神与肢体语言带动乐队的理性与激情。轻轻一挥手，让弦乐喃喃低语，再一挥手，让铜管迸出胜利的号角，乐队与合唱如千军万马听命于他手中的指挥棒。

　　有人将指挥形容为高踞王座之上的雄狮，一些世界知名乐团的指挥家素有“指挥皇帝”之称。陈燮阳却从来不想做乐队的“皇帝”。“指挥是靠整个乐队的演奏来共同完成音乐的‘再创作’，在台上太威风不一定是好事。”陈燮阳说，“我用心来指挥，乐手们心悦诚服，我们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气场，感染台下的观众。”

　　忘不了那碗萝卜烧肉

　　14岁那年，陈燮阳正在江苏武进读初二。在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工作的姐姐陈力行写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正在招生，学杂费全免，鼓励弟弟报考。接到信后不久，陈燮阳穿着一件祖母做的白布汗衫，背着一把二胡，到街上理了发，踏上了赶考之路。

　　到了上海，姐弟俩却吃了闭门羹。原来，学校只招小学应届毕业生，而此时的陈燮阳已经读初二了。心急如焚的陈力行一遍遍地恳求着负责招生的老师，终于得到了“先听听看”的回答。陈燮阳拿着二胡走进教室，一曲《歌唱二郎山》打动了几十名考官。最终，他凭着一张“特一号”复试准考证，通过考试迈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大门。

　　陈燮阳一辈子都记得在学校吃的第一顿饭：萝卜烧肉。一碗带肉的饭，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从此，他每天早上将柴可夫斯基的《流浪音乐家舞曲》作为“起床号”。每到周末，同学们纷纷回家，他依然在学校练琴。

　　大家都以为，陈燮阳在上海没有家。其实，很多年前，陈燮阳在上海有个家。他的父亲名叫陈蝶衣，是《万象》杂志的创办者、《南屏晚钟》《凤凰于飞》等一大批流行歌曲的著名词作者。然而，父亲离家、母亲去世后，12岁的陈燮阳一直随祖父母在老家武进生活。

　　来到上海后，陈燮阳埋首苦读。有一年寒冬，姐夫到上海出差，发现陈燮阳的跑鞋开了一个洞，脚被冻得通红。姐夫鼻子一酸，把自己的鞋子脱下与陈燮阳对换。

　　高中毕业时，陈燮阳从一个不识五线谱的农村孩子成了各科成绩优秀的学生，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和作曲系都看好他，老师们“争抢”他。最终，陈燮阳选择了指挥系，随著名指挥家黄晓同教授学指挥。

　　“如果当年是作曲系‘获胜’，也许中国会多一位作曲家，而少了一位指挥家。”陈燮阳笑着说。

　　一代上交人的“大家长”

　　1978年6月，世界知名指挥家小泽征尔首次来华演出，全国各地的指挥家云集北京，掀起了一股“小泽征尔热”。坐在台下的陈燮阳说，自己听得浑身“发痒”。

　　当时的他根本想不到，3年后自己竟坐在了小泽征尔在美国的家中，偶像亲自下厨做生鱼片款待他，两人促膝长谈。

　　在美国学习考察的那一年，为陈燮阳打开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他在耶鲁大学奥托·缪勒教授那里进修指挥，聆听指挥家伯恩斯坦的排练与音乐会，还与祖宾·梅塔、小提琴家斯特恩交流。与大师们的交往，为陈燮阳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指挥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1982年，陈燮阳在美国首次执棒阿思本管弦乐团，他的指挥激情华丽又不乏深沉细腻，一曲中国芭蕾舞曲《魂》及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惊艳全场。

　　回国后不久，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都力邀陈燮阳加盟。于是他身兼二职，同时出任这两个重量级乐团的常任指挥，开了我国音乐界的先例。

　　在美国学习时，陈燮阳发现，国外的交响乐团都是由音乐总监和总经理分别负责艺术和行政。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后，他大胆提出，将上海交响乐团由团长负责制改为音乐总监负责制。1986年，陈燮阳成为上交首任音乐总监，这在上海乃至全中国都是一个创举。紧接着，他又在全国首推乐团音乐季，引进国外优秀演奏员，为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与改革树立了标杆。

　　湖南路105号曾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家”，从老团长黄贻钧到继任者陈燮阳，上交在那里度过了60多年。在团员们心里，陈燮阳更像一个大小事情都要操心的家长。

　　20世纪90年代初，外地毕业来沪的演奏家没地方住，只能住在简易棚里。陈燮阳放心不下，想办法筹措，终于让“家人”有了安居之所。演出要找赞助、拉广告，也都是由这位“家长”亲自出马。这段日子后来被陈燮阳视作“上交最困难的日子”。1993年，陈燮阳提出打破“铁饭碗”，推行全员聘任合同制，根据职称决定工资，大大提高了演奏家们的积极性。

　　用一生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

　　当年在小泽征尔家中吃生鱼片时，陈燮阳曾向偶像讲述自己的心愿：“我想用我的一生，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这是他的心愿，他亦视之为诺言。

　　1990年，为庆祝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建成百年，上交受邀成为首个登台的中国交响乐团；2000年，上交与大提琴家马友友合作，录制《卧虎藏龙》电影原声音乐，并于次年夺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奖；2004年上交建团125周年，陈燮阳带着上交登上知名的柏林爱乐大厅，这是柏林爱乐音乐厅迎来的第一支中国交响乐团。从《火把节》到《愁空山》，演毕，全场两千多名听众起立喝彩鼓掌10分钟。

　　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除了中国交响乐，他还将中国的民族音乐推向了世界。

　　陈燮阳是中国指挥家中少有的横跨中西音乐——既能指挥西方交响乐团，又能指挥中国民族乐团的音乐家。他的民乐“基因”来源于童年。他的母亲是京剧爱好者，闲暇时会教他唱一些京剧与昆曲。听母亲唱《梅龙镇》《甘露寺》是他童年最大的乐事。

　　“交响乐与民乐的指挥技术与手法差不多，但两者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中国音乐有很多变化，重在韵味。西方音乐重在结构，重在轻响快慢。”

　　1998年，陈燮阳首次带领中央民族乐团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到了加演环节，陈燮阳手一挥，板鼓、小锣、钹等中国打击乐器依次奏响了似曾相识的节奏。正当观众们猜测究竟是什么曲子时，《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旋律奏响了，全场顿时沸腾。没人想到，这首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返场曲竟以如此特别的方式登场。

　　在这场音乐会举办前夕，奥地利著名主持人布拉维教授给陈燮阳提了一个建议：加演《拉德斯基进行曲》时最好要带点中国特色。陈燮阳想了一个晚上，终于灵光一现，决定采用中国打击乐作为引子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