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指挥，做音乐的仆人

　　81岁的陈燮阳依旧留着一头“伏尔泰式”的长发。这个发型是中国交响乐坛的一个标志。

　　从艺55年，陈燮阳亲历了中国交响乐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他最享受的，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与乐队一起陶醉于音乐的时刻、与作曲家共同打磨作品的过程。

　　他曾带领中国乐团登上世界各大音乐厅，但他也深知，这些年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音乐作品并不多。中国交响乐的未来究竟在何方？他伸出手，向空中划出了一个音符。

　　在台上太威风不一定是好事

　　6月24日晚，苏州金鸡湖音乐厅，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的火热音符落下，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尽管观众只坐了三成，但指挥台上的陈燮阳感受到了久违的酣畅淋漓。

　　由于疫情的原因，距离他上一次执棒现场音乐会，已经过去了5个月。55年来，他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煎熬。

　　“我是幸运的，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毕业后，就没有中断过指挥。”1965年，陈燮阳被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乐队担任指挥。在那个特殊年代，对一名刚毕业的指挥系学生来说，没有什么比拥有一支乐队更为幸运的了。

　　他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指挥芭蕾舞剧《白毛女》。没想到，这一“挥”就“挥”了整整18年，《白毛女》成为陈燮阳指挥生涯中最厚重的一块奠基石。

　　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由全国千余名演员参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北京上演。指挥组一共有5人：严良堃、聂中明、胡德风、徐新和陈燮阳。陈燮阳是最年轻的。

　　此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无论是重大节庆演出，还是重要的外事演出，直至近年来的国庆65周年、建党95周年纪念演出，都能见到陈燮阳的身影。

　　面对由成百甚至上千演员组成的演出阵容，如何把控全场、真正把团队拧成一股绳，无疑是对指挥的掌控力与舞台经验的巨大考验。陈燮阳总能举重若轻地用手、眼神与肢体语言带动乐队的理性与激情。轻轻一挥手，让弦乐喃喃低语，再一挥手，让铜管迸出胜利的号角，乐队与合唱如千军万马听命于他手中的指挥棒。

　　有人将指挥形容为高踞王座之上的雄狮，一些世界知名乐团的指挥家素有“指挥皇帝”之称。陈燮阳却从来不想做乐队的“皇帝”。“指挥是靠整个乐队的演奏来共同完成音乐的‘再创作’，在台上太威风不一定是好事。”陈燮阳说，“我用心来指挥，乐手们心悦诚服，我们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气场，感染台下的观众。”

　　忘不了那碗萝卜烧肉

　　14岁那年，陈燮阳正在江苏武进读初二。在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工作的姐姐陈力行写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正在招生，学杂费全免，鼓励弟弟报考。接到信后不久，陈燮阳穿着一件祖母做的白布汗衫，背着一把二胡，到街上理了发，踏上了赶考之路。

　　到了上海，姐弟俩却吃了闭门羹。原来，学校只招小学应届毕业生，而此时的陈燮阳已经读初二了。心急如焚的陈力行一遍遍地恳求着负责招生的老师，终于得到了“先听听看”的回答。陈燮阳拿着二胡走进教室，一曲《歌唱二郎山》打动了几十名考官。最终，他凭着一张“特一号”复试准考证，通过考试迈入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大门。

　　陈燮阳一辈子都记得在学校吃的第一顿饭：萝卜烧肉。一碗带肉的饭，让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从此，他每天早上将柴可夫斯基的《流浪音乐家舞曲》作为“起床号”。每到周末，同学们纷纷回家，他依然在学校练琴。

　　大家都以为，陈燮阳在上海没有家。其实，很多年前，陈燮阳在上海有个家。他的父亲名叫陈蝶衣，是《万象》杂志的创办者、《南屏晚钟》《凤凰于飞》等一大批流行歌曲的著名词作者。然而，父亲离家、母亲去世后，12岁的陈燮阳一直随祖父母在老家武进生活。

　　来到上海后，陈燮阳埋首苦读。有一年寒冬，姐夫到上海出差，发现陈燮阳的跑鞋开了一个洞，脚被冻得通红。姐夫鼻子一酸，把自己的鞋子脱下与陈燮阳对换。

　　高中毕业时，陈燮阳从一个不识五线谱的农村孩子成了各科成绩优秀的学生，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和作曲系都看好他，老师们“争抢”他。最终，陈燮阳选择了指挥系，随著名指挥家黄晓同教授学指挥。

　　“如果当年是作曲系‘获胜’，也许中国会多一位作曲家，而少了一位指挥家。”陈燮阳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