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记忆中的《民主》周刊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两个前途的抉择。
在当时国共两党的对立斗争中，《民主》周刊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治路线与和平、民主、团结的总方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和内战政策，揭露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对推动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鼓舞群众、团结群众的战斗作用。
《民主》周刊从诞生那天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著名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就发表在《民主》周刊第十四期上。《民主》周刊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读者，发行范围远到南洋及欧美；不仅有上海版，后来还有了北平版、重庆版甚至香港版，和当时的《周报》《文萃》一起，被广大读者誉为国统区的“三大民主刊物”。
徐伯昕：首要任务是实现民主政治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士纷纷回到上海，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求团结的斗争。当时，抗战以前的进步刊物早被查封，急需要创办一些进步刊物。根据这种形势，知名文化界进步人士徐伯昕在抗战刚一结束，就回到上海积极筹备生活书店复业，并约请郑振铎等同志筹办一个政治性刊物。这也是徐伯昕在抗战胜利后为人民的民主事业做的一件重要事情。
长期办刊物的经验，尤其是《生活》周刊曾发挥的巨大作用，使徐伯昕深知，一份好的刊物对团结进步作家和各阶层人民大众能发挥重要作用，而胜利后创办《民主》周刊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民主政治。为了继承邹韬奋先生办《生活周刊》的传统，刊物的刊头采用了邹韬奋的手迹，同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和便于登记，没有用《生活周刊》的名称，而改用《民主》为周刊的刊名。
《民主》周刊由郑振铎出面任主编，周建人、许广平、马叙伦、董秋斯、罗稷南为编委。主要编辑人员先后由蒋天佐、郑森禹、艾寒松等担任。负责出版工作的先为张锡荣，后来由方学武等同志参与其事。
据当年《民主》周刊的发行人王丰年回忆：“在筹备期间，张锡荣同志受徐伯昕同志的委托，找我协商，嘱我当发行人。因当时我是利华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这个身份比较不会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我出于长期对《生活》周刊的热爱，在进步同志的帮助教育下，便慨然应允。经我筹办的事务，主要是筹集资金，办理登记手续和解决办公用房问题。”一切筹备工作就绪后，便于1945年9月间，由郑振铎同志出面，在鲁迅先生生前常去的一家酒店里，约请了一批上海文化界名人，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将出版的消息，请到会朋友们提供稿件。“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一致表示对《民主》周刊的支持。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4位名律师热忱同意担任周刊社的常年法律顾问。”
1945年10月13日，《民主》周刊在上海正式创刊。当时大街小巷的书报摊上都摆上了这份十分惹人注目的新杂志。这是抗战胜利后上海第一个以《民主》命名的综合性刊物，也是抗战胜利后全国的主要进步刊物之一。郑振铎写了发刊词和《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一文，指出在国民党军队接收了敌占区后，第一步就应该恢复人民的自由权，而不是现在的戒严、搜查和压迫。创刊号上还刊登了马叙伦的《思想解放》，周建人《略论这回大战的性质与法西斯的歪曲事实》和许广平等人的20篇文章。《民主》周刊就这样以斗争的姿态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