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20年后，我们的工作与生活
“你不要说你是新华社记者吴晓波，只要告诉我你是吴晓波就行了。”
当面前的企业家对他说出这句话时，第一次，青年吴晓波的心里响起一声惊雷：个体价值崛起的时代开始了。这位企业家喜欢吴晓波的文字，在报章上追吴的专栏，对他而言，他看重的是“吴晓波”这个名字及背后的人，而非其他。
在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名字前面带着一个前缀：“单位”，他们的荣辱得失与其密不可分。单位是一把放心的保护伞，但一不小心也会变成一个坚实的牢笼。
从那时候起，吴晓波开始每年写一本书，买一套房，以惊人的自律和勤奋在“建立自我”的大道上一路狂奔。他将写字视为自己的本分，迄今，20多年的坚持，和同龄人相比，他成了这条路上寂寞的独行者，也成为享有盛名的记录者，所到之处，谁人不识君。
但不止于此，他不屑做一个传统型的拙于谋生的文人，买房、做出版、玩自媒体、卖酒、搞投资，这些紧跟时代脉动的商业探索行动，让他可以穿Giorgio Armani西装，坐头等舱，住四季酒店，在张静江当年住过的西湖别墅里办公；让他成为“一个亿也很难收买”的独立观察者，成为一个具有争议也具有极大丰富性和可能性的“文人”。
和企业家打交道几十年，他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私下来往并不密切，但他绝不排斥自己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分子。“像我这样蛮少的，很多知识分子面对金钱保持一种清高的姿态，形成一种反商业的态度。我热爱金钱。”吴晓波点燃一支烟，言辞坦荡。
曾经，他与权力部门间保持着一条河的距离。如今，他和地方政府一起做基金，在总理座谈会上建言献策，在吴晓波频道年终秀上坚定地看多中国。他很明确，这是一个李敖所谓的“政治挂帅，经济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
只是偶尔，在烟雾缭绕中，他也会想起若干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烟抽得不凶，当众演讲还有点羞怯，为李普曼与沈从文的文本沉醉，批判不合理的现实图景“纵笔所至不检束”，看着窗外的京杭大运河遥想这座城池在宋朝时的水村山郭、杏花烟雨……这时候，这个被很多人喜欢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已到知天命之年的男人往往有些疑惑：自己到底喜不喜欢现在的自己？
我十几年前写过一本书叫《被夸大的使命》，当时的观点是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是清晰的。企业家是商业利益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是思想的生产者，这两种身份很难兼容。
这几年，全球范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技术领域。整个商业秩序、社会秩序和文明秩序发生极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其实都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第一时间感知到的，反而是提供这些变化的企业家、商业观察家，最早预知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在公共意见表达方面，基本上没有大的影响力。商业投资人、硅谷的一批人，还有一些科学家，是他们提出了人类未来的变化。
中国其实也蛮明显的，像马云、马化腾这些人冲在变化的第一线。这就模糊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本来是愿意在公共领域中表达自己专业思想的人，讲究逻辑，现在反而是企业家在这一方面能力很强。
40年多来，企业家阶层的整体出现，是中国社会发生的最重大的事情。它比所建的任何高楼大厦都重要得多，造就了千万人级的有产阶级。这部分人在财富积累的同时，一定会表达公共意见。
到今天为止，这部分属性具有特别大的争议性。2015年，柳传志在正和岛提出在商言商，是一个拐点事件。
像柳总这样的人是代表性力量。一个社会的公共思想市场，如果是由企业家来主导，或者其突破需要企业家来完成，这是一个过高的期望，也完全不可能实现。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企业家，如果同时受到惩罚，它的后果的最大区别是——教授失去教职，但企业家可能会造成1万户家庭的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