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会更好

　　徐宝锋：中国全国范围内降低了防疫等级，实现了复工、复产和复学，取得了防控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懈努力。

　　阿尔布劳：中国抗疫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国家治理的自身特色。我要指出，各个国家都面临着自己的治理问题，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是中国所特有。相比之下，在意识到疫情暴发后，中国治理的优秀一面很快得到证明。不到10天，中国就在武汉建成了一所医院，令世界为之惊叹。为遏制新冠病毒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证明了中国人民在支持国家事业时的非凡纪律和勇气。

　　在西方学术思想中，“治理”的含意模糊不清。近年来，中国将其带出学术性讨论，带入公共论述的中心。在这方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内容丰富、议题广阔，覆盖了公平、法律、原则、权利、责任等诸多领域。它包括了一系列理念，构成了一个健康社会的基础。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能够追求自身价值，分享他们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愿望。过去数年中，中国将原创思想和实践创新注入“治理”这个旧概念中，使其重获新生。基于文化、意识和实践，中国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让“治理”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的概念。

　　徐宝锋：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抗疫合作，在积极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同时，向许多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派遣医疗队、举办双边和多边治疗经验视频交流会议，提出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倡议。中国呼吁改善全球治理，不断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治理的改善，这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阿尔布劳：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走上了一条不断提高自己在国际组织中参与度的道路。例如，中国全力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现在已成为派出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最多的国家。这些年来，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全球治理。我特别注意到，在疫情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国际社会应加强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

　　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原则

　　徐宝锋：20世纪90年代，您写了《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一书，由此奠定了您在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先锋地位。

　　阿尔布劳：世界正从现代时代过渡到全球时代。现代性被全球性取代，导致国家、政府、文化和社区等诸多领域都出现了一种非中心化现象。因此，有必要对有关制度及其相关理论予以重建。无论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在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中都未能认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用全球时代来代替全球化，作为对当前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称呼，会更妥帖些。要理解历史性变迁的划时代性，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框架。这本书即是从新的理论框架理解问题的一种尝试。

　　徐宝锋：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一直是推动者。全球化不是以某一个国家为中心，全球化建立在多边主义的基石上。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不断加深对全球化的认识，让全球化的成果造福国际社会。但近年来，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势头。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质疑全球化的声音不断。您如何解释全球化出现的问题和全球化的前景？

　　阿尔布劳：多边主义一直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原则。这次疫情的全球蔓延凸显了全球治理的不得力。多边主义和全球化仍将是后疫情时代的大趋势。只有国际合作才能解决全球性问题，共创人类共同的未来。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全球性挑战。当然，全球化也面临着新情况，需要升级。

　　徐宝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其坚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您对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如何评估？

　　阿尔布劳：“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的，现在中国已经与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有时候，人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当今世界的许多多边机构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正确，它导致人们无法理解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包容性的发展战略，而诸多多边机构则是基于规则的服务机构。

　　多边机构属于成员制，有具体的合作框架，既覆盖各类合作行动，又包括各类规章制度，用于管理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盟等机构都属于此类范畴，联合国当然是最大的多边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