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困难企业与个人燃眉之急
我们持有的外汇加起来超过3万亿美元，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而储备外汇行为本身，有一层目的就是以应不时之需。”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金李递交了《关于妥善应对部分外企撤资压力》和《关于复产复工的新思路》两份提案，均提到“启用部分外储”作为财政及金融政策的补充应对手段，备受各界关注。5月25日晚，金李委员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专访，就两个提案以及“启用部分外储”建议的背景、目标、逻辑和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他强调：“启用部分外储，是为解那些已在‘生死存亡’边缘的企业与个人的燃眉之急。”
“外资撤离”只是鼓噪并不普遍
但如果真有企业要撤，可购买其资产
最近一些西方政客和外媒大肆鼓吹外资企业正大规模从中国撤离。对此金李委员认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他说，大部分的外资企业在中国都获得了非常好的体验，大部分经营情况都不错。当然，不排除有极少部分考虑撤离。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因为各种原因，在舆论出现前就已经开始考虑撤离中国市场，再有就是疫情在全球进一步扩散后，受到西方政客“脱钩”鼓吹影响考虑撤资的一类。但是我绝对不认为这是普遍现象。
金李委员认为，如果出现外资撤离，主要的压力来源是少数西方政客。随着疫情发展，部分西方政客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把疫情政治化，把中国作为它国内矛盾的替罪羊、出气孔，这种做法事实上加剧了部分外国在华企业的经营压力。
他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以良好应对，叠加疫情效应，部分西方政客继续对外国在华企业施加压力，有可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进一步影响。因为外资撤离是对国内产能的破坏，外资企业通过进出口活动，在我们的GDP中占有相当大比例。再有，由于我们很多出口是由外资在中国进行投资运作的企业去实际实现的，所以如果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被扰乱，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出口带来一定冲击，并对我们的就业产生一定影响。
金李委员认为，我们要从几个方面要去做。
第一，应该旗帜鲜明亮明我们的态度。中国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内外部环境和压力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态度没有变，我们只会更大力度地开放，并以开放促改革。
第二，如果出现更严重的压力，有一些外资企业属于本国看重的敏感技术或是受到本国政府政策上的压力或蛊惑，被迫要撤，在解雇员工、变卖资产时，与其拆个七零八碎当废铜烂铁卖掉，不如打包已经相对成熟的生产线、研发中心、专利、商标、国内外供应链体系、人力资本等卖给我们有能力接手的民营企业。这个时候政府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帮他吆喝吆喝。如果民营企业因为疫情冲击心有余而力不足，政府可以动员有条件有能力的国企，做一个最后的兜底安排。
对此，金李委员补充：为什么要尽可能把退出的外企的资产打包购买?一般来讲，外企在国外有非常强大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又经过若干年的磨合，已经是优化过的企业。我们买下来之后，直接就可以跟它原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链接起。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把它留存下来，让他在我们的企业里有一定的股份，就能变成我们的利益相关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