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压测”下的中国智慧城市

       进入4月，在复工和全球疫情数字之外，数字基建再次被热炒。4月17日，工信部专门召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专家研讨会，提出要加快5G建设进度，探索数字基建在智慧城市领域的应用。近期中央层面的一系列举动，释放出一个信号： 疫情让人们更加意识到，大数据的潜力巨大。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东平对《中国新闻周刊》直言，智慧城市在防疫的反应上“慢了半拍”。

　　2月10日，距武汉“封城”已经过去了18天，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还在呼吁：“能不能开发一个服务社区抗疫的软件？”

　　这类软件技术上没有任何难度，但在抗疫早期，社区人员只能手工填表。大数据防疫的核心在于精准防疫，也就是对人群实现差异化对待，但纵观整个中国早期的抗疫模式，仍然是传统的“一刀切”。

　　技术出身的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更喜欢用“一次压测”来形容疫情对城市智慧能力的考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是一次被动的大规模社会实验，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各地之间差异较大，长三角和珠三角是领跑者。

　　形式上的数据共享

　　自疫情暴发以来，住在“震中”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测量与遥感学家李德仁，一直在观察武汉的应对。他指出，武汉之所以“封城”，很大原因在于无症状病毒携带者难以防控。

　　目前手机记录位置和轨迹主要依靠基站定位，这就意味着，在城市中只能精确到100米，在乡村可能精确范围在300~500米。而这些数据又掌握在三大运营商手中，病人及携带者的数据在卫健委及各个医院手里，数据是保密的，开放权在公安部门，数据没有直接连通和开放的渠道。

　　类似情况出现在很多场景中，有些数据在卫健委、医院，有些数据在公安、人社等部门，有些数据在手机供应商手里，散在各个部门的数据如果不能集成在一起，要想做好利用时空信息的防控非常困难。

　　一位长三角某市的大数据局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所以到2月中旬各地才陆续推出健康码，并非是地方政府反应迟缓，而是最开始三大运营商不给地方提供人员的移动轨迹数据，后来通过工信部的协调，才对地方政府开放部分权限。

　　在珠三角某一线城市，当地的一位政府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通过省通信管理局的协调后，市级层面获得了部分轨迹数据，但考虑到数据隐私等多种原因，这部分数据最终没有下放到区里。

　　这位工作人员指出，在手机信令这类防疫关键数据上，如果一开始就能全国一盘棋，基层工作会好做很多，对哪些人来自湖北会很清楚。

　　近期，严防境外输入成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防疫重点。但上海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处长裘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海关的数据是在国家层面，没有接口给地方政府，各旅客信息也是由航空公司自己掌握。现阶段，仍然只能采用人工核验的方式，对入境人员信息进行归集。

　　信息共享的方式也很落后，比如从机场到政府部门，再到各街道，入境信息在不同的微信群之间传来传去，一方面效率低下，另一方面，这种粗陋的共享方式也增大了数据安全风险。

　　事实上，这次疫情暴露出的一个最明显问题是，地方和中央之间的数据共享，还远没有打通。

　　此前，在数据共享方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比如，2017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除了涉密数据其他都要拿出来共享。之后，一些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表现积极的地方政府，纷纷主动开启“数据归集共享”会战。

　　但当地方向中央要数据时，上述文件虽然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但只能“一事一申请”。这种模式的缺点是效率过低，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共享机制。

　　裘薇指出，比如，以学历认证服务为例，教育部只对地方政府开放两个用户名，每天通过平台能进行的学历查询，以个位数计。在她看来，这只是形式上的共享，共享的方式、流程和效率都非常低。

　　“如果国家层面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哪些数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授权给哪个部门，一旦数据共享出去，造成信息泄露，最后算谁的责任，各部门都有自己的顾虑。”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