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木胜导演新片《怒火·重案》热映

有时候延续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在主流审美往另一个风格转向时，对传统美学的坚持，需要突破才能完成。

一如港式动作片在今天中国电影市场里的处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式动作片不仅影响亚洲，在欧美也有一定影响力，《纽约时报》曾用“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形容这一港式传统。如今，这一评价被网友用来称赞最近上映的《怒火·重案》。

《怒火·重案》是陈木胜导演的遗作，由陈木胜和甄子丹监制，甄子丹、谢霆锋、秦岚领衔主演，腾讯影业携手银都机构、英皇影业、猫眼影业等共同出品。截至8月9日，上映第11天，该片票房已经超过5.5亿元。

有网友说，陈木胜用最后一部影片让香港警匪动作片重回荣光。从影片元素看确实如此，飙车、爆破、打斗，以及人物设置上的正邪之争，警与匪，匪与匪，兄弟情等等，足以让观众回想起辉煌时代的香港电影。甚至，在打斗动作、故事节奏，具体人物塑造，甄子丹、谢霆锋等主创的表演，比之前的部分影片还要更进一步。

这样的回归具有突破性。

首先时代变了，港式动作片不再有绝对性的观众基础。其次，创作者变了，这是一部合拍片，由香港、内地的商业电影团队合作完成。再者，作为监制的甄子丹，也给电影带来了陈木胜风格之外的甄子丹色彩，这本身就是对双方而言的又一次突破。第三，电影技术在不断创新。

这些人在新的时代用新的技术和新的团队，完成了一次经典回归。回归后的结果固然让人惊喜，但使回归成真的条件同样值得关心，这关系到《怒火·重案》是唯一，还是开始。

01｜延续

《怒火·重案》是典型陈木胜风格的港式动作片。飙车、爆破、打斗，延续整部影片，给足观众感官刺激。

1996年，陈木胜完全离开电视台后执导第一部动作电影《冲锋队之怒火街头》，据说当时连剧本都没写好，边写边拍。就是这部电影，让陈木胜一出手即被市场注意到，奠定了其火爆动作片风格。

陈木胜曾说，动作片最重要的就是“娱乐性”，尤其是他拍摄的现代动作片。飙车、爆破、打斗都是他实现娱乐性的武器。陈木胜是片场出身，一开始在TVB做杜琪峰的导演助理。也因此，他自言对电影的认知是从观众需求的角度来判断，而非理论与艺术层面。

他多次定义自己是商业电影导演，认为电影就是要给观众强烈的情绪表达，他希望观众看他的电影像坐过山车一样，“带他们进入一个很惊险，很激烈，很澎湃的观影过程，我就认为这是我当导演的责任”。

在电脑特技不发达的年代里，为求爆破的真实，他曾在拍《男儿本色》时，坚持在香港商业中心的中环实地拍摄，最后竟真获得许可，封锁中环三条重要道路，成为香港开埠以来首例，也为香港电影留下了经典的爆破场面。

《怒火·重案》的爆破戏亦是开场没多久便登场，而后多次延续，车戏也没有缺席。

《怒火·重案》出品人，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CEO、腾讯影业CEO程武也曾分享一个花絮，2019年7月他去香港探班，在接近40度的高温下，剧组在尖沙咀拍摄一场街头枪战戏，“导演给我和杨老板介绍说，他们要在一条很繁华的街道上，拍两队人马的交火，要用很多车辆、武器、很多战术去做动作设计，他很兴奋地跟我们介绍他是如何构思的，如何把这场戏拍得有特点，让观众震撼。”

至于动作，这是动作片的基础。陈木胜的动作片里除有甄子丹等武打演员，还有谢霆锋等非练武出身的演员，但他戏里的谢霆锋非常能打。

谢霆锋第一次拍动作电影就是陈木胜的《特警新人类》，在里面吊钢丝、尝试爆破，当时他只有19岁，当红偶像小生；到《新警察故事》，他又在会展中心的外墙滑下来。几日前的广州发布会上，谢霆锋形容自己跟陈木胜是“生死之交”，他说，陈木胜每次都在推动自己的极限，他有时回看自己的电影都会觉得，“我为什么今天还活着？”

《怒火·重案》的打戏也受到影评人好评，《虹膜》电影杂志创始人之一吴李冰称其“不再是B级趣味，全面升级为最高档次港式风格”。

吴李冰重点提到两个场景，一是甄子丹与毒枭的对战，毒枭扮演者林国斌也是知名动作演员，双方 “巧妙利用空间、道具，全面发挥武打演员身体-动作的表达能量，把握最精准的剪辑点”。二是结尾处，甄子丹与谢霆锋的对决，兵器从蝴蝶刀对短棍，换到长兵器，又到徒手互博。其中一段，谢霆锋的头被甄子丹按在钢琴上，划过，钢琴发出由高到低的一段演奏。

动作片的另一半是文戏，打戏与文戏的平衡，是陈木胜一直以来的追求。

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概括动作片的特点，“有看得明白的故事，有点曲折，要紧张刺激，大场面要好看，当然还是少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用这个标准理解《怒火·重案》同样适用。

故事简单到可以概括为，重案组围剿国际毒枭，突然杀出一组蒙面悍匪“黑吃黑”，更冷血屠杀众警察；重案组督察张崇邦亲睹战友被杀，深入追查发现，悍匪首领竟是昔日好友邱刚敖。曾经兄弟如今势如水火，一场正义之战正式拉响……但故事是一点点展开的，邱刚敖在黑吃黑的情节中出场，足够紧张、足够刺激，而后节奏放缓，交待人物背景，并不断推进复仇，最后正邪交手，高潮即结局。而中间，大场面，人物的自我认知、身份纠葛，情感羁绊，交融出现。

在人物设置上，《怒火·重案》也比之前的影片更丰富，用吴李冰的话说，警察有正派、反派、中间派。反派邱刚敖的故事也更完整，犯罪动机更成立，人物挖掘更深入。邱刚敖虽然走上了复仇之路，但复仇并不能给他答案。警察局里，邱刚敖与昔日战友警察张崇邦对峙，是对峙也是追问，他问张崇邦，“如果当初是你去追可乐，我们的命运是否会互换？”

一个人被系统性抛弃后会如何选择，这是一个问题。这背后的另一个问题是，被系统性抛弃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追问，也同样带着港式警匪动作片的余韵。

02｜突破

《怒火·重案》在结果上越接近传统港式动作片，在操作上就越具有突破性。

今时不同往日，《怒火·重案》要满足的是经历过好莱坞式大片审美洗礼的观众，甚至是经历过短视频审美的新一代，且体量更大。一个基本的问题，港式动作片的“动作”是否还有人欣赏？这也是甄子丹在思考的问题。

甄子丹是《怒火·重案》的动作导演，他给影片增加了新的色彩。

甄子丹有多年武打演员、动作指导经验，曾参与好莱坞动作电影拍摄，也花十几年研究动作片如何跟上时代的问题。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甄子丹曾提到，相比动作设计，“武打片更重要的是节奏的掌控”。

2021年6月14日，甄子丹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分享 （摄影：Hu Yuanjia）

这次，在接受《三声》独家访问时，甄子丹再次强调，无论是不是动作片，节奏对电影来说都非常重要，“节奏是我们平常生活的一部分，讲话、走路、表情到声音，各种各类都离不开节奏的掌控”。因此在《怒火·重案》，他把节奏再次提升，做得“更快、更猛”。

甄子丹还认为，作为中国独有的类型，武打片并没有过时，只是“需要跟上最新的潮流做升级”。上海电影节时，他以自己参演的、正在拍摄中的美国动作片《疾速追杀4》举例，影片故事非常简单，“里面的设计我们以前也做过，但是人家的包装、音乐、人物、服装，整个给你感觉很帅很酷”。

在《怒火·重案》，他也结合自己的认知，给影片提出一些跟得上潮流的改变。比如，他曾建议陈木胜放弃一些慢镜头的使用，他认为“用慢镜头已经成为一种比较俗气的手法”。一开始，陈木胜对此表示怀疑，“在拍摄过程他还重复地问我，你这个镜头真的不用慢镜头？我说不用，真的不用？不用。”几个月下来，甄子丹和陈木胜导演达成共识，坚持了准备在《怒火·重案》里打造的新风格，据甄子丹透露，整部影片的慢镜头数量，“最多可能就用了一次两次”。

实际上在甄子丹看来，动作片的潮流升级“不在于某个动作、某个场景的改变，而是要做到整体的提升”。他说，虽然不同观众的电影口味不同，但那些最卖座的电影一定是最受大家喜欢的，所以他对自己定了很高的要求，“挑战世界上最好的动作片”。

整体性的提升，需要科技辅助，也需要在“动作”二字上加入更多的内涵。

陈木胜是看武侠片长大的，视徐克为师父，他在2016年执导了彭于晏主演的武侠片《危城》，并在当时的采访中说，“拍了多年警匪片，很想实实在在拍一次大侠”。实际上，2013年拍《扫毒》中，他就开始有意地为人物注入“侠”的精神。他理解的“侠义情怀”，是“就算丧命也没关系，因为我要为民除害”，与古装武侠的气概一脉相承。

动作片如何跟上时代，几乎是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困扰港式动作片的难题。也是这个难题，让港式动作片在与好莱坞工业大片的竞争中，快速落于衰败之势。

可港式动作片面临的不仅是技术问题，香港的经济形势、社会环境等变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香港电影的创作中来。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发布，大批香港导演北上，与内地合作拍片成为主流操作。合作需要磨合，港式经验与内地市场融合，注定不会完全保留港式风味，合拍片伊始的那些年，多少名导折戟，多少已在香港被验证过的类型片失守。最终，以《湄公河行动》为代表的新主流，为合拍片找到立足之点。

陈木胜也是北上的一员，但他北上后的电影，仍有大部分是现代动作片。这很罕见，早在2013年，陈木胜就说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导演再拍港式动作片。谢霆锋也于前几日感叹，自己已经40岁了，陈木胜之后，自己如果想拍动作片，还能与哪位信任的导演合作呢？

所以，《怒火·重案》的回归是一个特例，这一方面归功于陈木胜的坚守，归功于依然能打的甄子丹和谢霆锋，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内地市场承接能力的进步，这种承接包括电影制作、发行的更加职业化、专业化，以及技术的进步等等。

甄子丹对此也有切身体会，他说，香港商业电影起步较早，累计了多年经验，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法律环境等，让电影工作者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创作，而内地，“特别是这几年，整体的商业平台，思维，宣发，甚至某些电影的技术环节都远远超过了香港”。

环境改变还带来人才流动，“特别是年轻的人才都在内地。比如说你让我找一个做预告的，做音乐的，我可能都会找内地的人才”，甄子丹说道。

从《怒火·重案》的出品团队也可以看出这种改变的走向，其出品方里，有银都机构、英皇影业两个知名的香港电影企业，也有腾讯影业、猫眼娱乐两个华语电影市场的新兴力量。

疫情重构了世界电影的发展势头，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加速度。以腾讯影业为例，其成立于2015年，一开始以联合出品为主，随着业务体系的完善和项目开发经验的不断积累，从去年上半年开始，强化内容自制能力，联合行业头部力量共同打造体系化的主投主控影视作品，成为腾讯影业未来的发力方向。

《怒火·重案》便是由腾讯影业主投，而上一部腾讯影业主出品及主宣发的中国式大片是7月上映的《1921》，由中宣部电影局、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拍摄。庆祝建党百年的主旋律大片《1921》票房5亿在即，将中国故事、中国梦娓娓道来，《怒火·重案》则为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视听体验。两部影片，两种风格，带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新力量和新美学，也向观众传递出坚守的温度。

《怒火·重案》给未来的合拍片做了示范。而给我们留下这部电影的陈木胜，作为一名职业导演，用职业的态度消解了时间的流动。2014年接受《电影界》采访时，陈木胜说，“我们未来能拍更大型的片子的机会会更多，也会有更多钱去做后期和特效。整个世界每一天都在变，就看你自己准备好没有，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驾驭这些大片，这会变成你未来是否成功的因素。”

陈木胜也是一位有耐心的导演，他说，“电影是一场马拉松，真的爱这个行业，就不是跑一次两次，而是几十年慢慢跑。”他正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