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国：我国高水平开放步伐在加速
来源：未知
时间：2024-02-09 10:47
浏览量： 次
魏建国：我国高水平开放步伐在加速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从7个部分提出23条改革举措，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赋予浦东新区更大自主权。
“此次发布的《方案》，我认为是目前为止高水平改革开放最好的顶层设计。”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方案》最大的意义是浦东又一次扛起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大旗。且《方案》明确“到2027年，基本完成试点任务，制度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进一步说明，我国高水平开放的步伐正在加速。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受访者供图
在浦东新区进行综合改革是一个“必选项”
新京报：《方案》的发布有何意义？
魏建国：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显著成就，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生动的实践写照。这次发布的《方案》，最大的意义是浦东又一次扛起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大旗，这是中央对浦东新区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起到引领作用寄予的厚望，也是国家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在看过了所有关于自贸区的改革方案后，我认为这是截至目前高水平改革开放最好的顶层设计。
它不仅明确了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时间表、路线图，而且明确未来两个阶段的目标：一是到“十四五”期末，制度创新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一批标志性改革成果得到推广；二是到2027年，基本完成试点任务，制度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重要示范引领。
《方案》提出的要求和目标很清晰、任务很明确、时间很紧迫，这表明我国高水平开放的步伐正在加速。在“逆全球化”加深的背景下，中国高举全球化大旗，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不动摇，持续释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鲜明信号，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宝贵的开放性、稳定性和新动力。
新京报：作为一项国家重大改革举措，综合改革试点为什么落地浦东？
魏建国：浦东新区在上海各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强、开放度最高。更为重要的是，综合改革试点的任务之一，是要形成很多可以在全国复制推广的成果和有效经验，需要大量应用场景实践。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浦东揭牌。作为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承担多项国家重大战略，为浦东综合改革试点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景。
浦东的航运资源、金融资源、贸易资源、科创资源优厚，为浦东综合改革试点提供了有利的发展基础；临港的先进制造业也快速发展，在进一步朝着新质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会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同时，《方案》在制度型开放方面，聚焦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开放。上海法规机制日趋完善，相关法规有效破解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堵点、难点和痛点问题，为浦东综合改革试点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另外，《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到2035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这一过程中，有条件的区要率先突破，所以我认为，在浦东新区进行综合改革是一个“必选项”。
突出了改革举措的首创性和引领性
新京报：你认为《方案》有哪些亮点？
魏建国：为完善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方案》提出，制定实施浦东新区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探索有序放宽电信服务、医疗健康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探索构建数字经济规则体系、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措施；探索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商事调解制度规则等。这些具体安排突出了改革举措的首创性和引领性。
《方案》特别提到了“探索有序放宽电信服务、医疗健康等服务消费市场外资准入限制”。为什么是这两个领域？我认为，电信是我们的强项，也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应用场景。医疗健康是我们的弱项，随着中国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医疗健康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而数字经济是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既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国内消费转型的方向，有助于中国全面推进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方案》明确，探索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数据的三权分置非常重要，只有制度规范，数字经济才能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新京报：《方案》中强调要加大规则标准等开放力度，打造制度型开放示范窗口。你认为中国在高水平开放过程中，制度型开放有哪些转变？
魏建国：《方案》23条具体措施中提到规则、制度、管理、标准共150多处，整个综合改革方案就是围绕这些来进行的。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浦东新区更是前沿阵地的排头兵，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要求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瞄准更高目标，在自贸区制度创新经验基础上，在市场准入、数据交易、商事调解、金融开放、商品和要素跨境流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前瞻性制度创新和开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重要示范引领。
如今，在新发展阶段，我们的对外开放更加主动，更加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已经转向全面自主、均衡的制度型开放；同时，从对内的体制机制改革转向对外的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
近年来，我国自由贸易区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力度不断加大，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积极对接CPTPP、RCEP、DEPA等高标准贸易规则，积极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
提炼出来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成熟经验
新京报：继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后，浦东是第二个以综合改革试点的方式推进先行先试，这种改革方式有何特点？将发挥哪些作用？
魏建国：开展综合改革试点是党中央对改革方式方法的重要探索创新。2020年，中办、国办印发了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这次又印发了《方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高度重视。
我认为，综合改革试点最显著的特点有三个。首先，《方案》瞄准浦东新区具有改革场景、具备率先突破条件的关键领域，在制度型开放、科技创新、人才发展、营商环境、城市治理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实质性举措。
其次，突出了落实的协同联动和精准有效，这表明我们的高水平开放不再是零敲碎打，而是整体式的、全方位的、立体式的各部门协调推进。《方案》通过开展综合改革试点，配合相关领域的协同放权和协调支持，有利于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之间的任务直达和政策直通，能够明显提高试点任务落地的效率和效果。
此外，突出了经验的借鉴吸收和复制推广。试点地区既立足实际开展差别化创新，也注重互学互鉴。其他综合改革试点地区探索出来的经验做法，如，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加强外籍人士证件审批集成等，需要拓展到更多场景的，《方案》均予以借鉴和深化；浦东新区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行得通、干得成的举措，也要及时总结提炼和复制推广，更好发挥试点地区相互促进和对全国的引领带动作用。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和之前的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目的就是要提炼出来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成熟经验。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从7个部分提出23条改革举措，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赋予浦东新区更大自主权。
“此次发布的《方案》，我认为是目前为止高水平改革开放最好的顶层设计。”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方案》最大的意义是浦东又一次扛起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大旗。且《方案》明确“到2027年，基本完成试点任务，制度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进一步说明，我国高水平开放的步伐正在加速。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受访者供图
在浦东新区进行综合改革是一个“必选项”
新京报：《方案》的发布有何意义？
魏建国：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显著成就，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生动的实践写照。这次发布的《方案》，最大的意义是浦东又一次扛起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大旗，这是中央对浦东新区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起到引领作用寄予的厚望，也是国家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在看过了所有关于自贸区的改革方案后，我认为这是截至目前高水平改革开放最好的顶层设计。
它不仅明确了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时间表、路线图，而且明确未来两个阶段的目标：一是到“十四五”期末，制度创新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一批标志性改革成果得到推广；二是到2027年，基本完成试点任务，制度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重要示范引领。
《方案》提出的要求和目标很清晰、任务很明确、时间很紧迫，这表明我国高水平开放的步伐正在加速。在“逆全球化”加深的背景下，中国高举全球化大旗，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不动摇，持续释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鲜明信号，为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宝贵的开放性、稳定性和新动力。
新京报：作为一项国家重大改革举措，综合改革试点为什么落地浦东？
魏建国：浦东新区在上海各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强、开放度最高。更为重要的是，综合改革试点的任务之一，是要形成很多可以在全国复制推广的成果和有效经验，需要大量应用场景实践。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浦东揭牌。作为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承担多项国家重大战略，为浦东综合改革试点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景。
浦东的航运资源、金融资源、贸易资源、科创资源优厚，为浦东综合改革试点提供了有利的发展基础；临港的先进制造业也快速发展，在进一步朝着新质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会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同时，《方案》在制度型开放方面，聚焦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开放。上海法规机制日趋完善，相关法规有效破解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堵点、难点和痛点问题，为浦东综合改革试点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另外，《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到2035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这一过程中，有条件的区要率先突破，所以我认为，在浦东新区进行综合改革是一个“必选项”。
突出了改革举措的首创性和引领性
新京报：你认为《方案》有哪些亮点？
魏建国：为完善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方案》提出，制定实施浦东新区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探索有序放宽电信服务、医疗健康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探索构建数字经济规则体系、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措施；探索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商事调解制度规则等。这些具体安排突出了改革举措的首创性和引领性。
《方案》特别提到了“探索有序放宽电信服务、医疗健康等服务消费市场外资准入限制”。为什么是这两个领域？我认为，电信是我们的强项，也是一个重要的数字应用场景。医疗健康是我们的弱项，随着中国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医疗健康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而数字经济是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既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国内消费转型的方向，有助于中国全面推进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方案》明确，探索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数据的三权分置非常重要，只有制度规范，数字经济才能进入快速发展通道。
新京报：《方案》中强调要加大规则标准等开放力度，打造制度型开放示范窗口。你认为中国在高水平开放过程中，制度型开放有哪些转变？
魏建国：《方案》23条具体措施中提到规则、制度、管理、标准共150多处，整个综合改革方案就是围绕这些来进行的。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浦东新区更是前沿阵地的排头兵，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要求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瞄准更高目标，在自贸区制度创新经验基础上，在市场准入、数据交易、商事调解、金融开放、商品和要素跨境流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前瞻性制度创新和开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重要示范引领。
如今，在新发展阶段，我们的对外开放更加主动，更加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已经转向全面自主、均衡的制度型开放；同时，从对内的体制机制改革转向对外的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
近年来，我国自由贸易区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力度不断加大，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积极对接CPTPP、RCEP、DEPA等高标准贸易规则，积极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
提炼出来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成熟经验
新京报：继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后，浦东是第二个以综合改革试点的方式推进先行先试，这种改革方式有何特点？将发挥哪些作用？
魏建国：开展综合改革试点是党中央对改革方式方法的重要探索创新。2020年，中办、国办印发了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这次又印发了《方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这些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高度重视。
我认为，综合改革试点最显著的特点有三个。首先，《方案》瞄准浦东新区具有改革场景、具备率先突破条件的关键领域，在制度型开放、科技创新、人才发展、营商环境、城市治理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实质性举措。
其次，突出了落实的协同联动和精准有效，这表明我们的高水平开放不再是零敲碎打，而是整体式的、全方位的、立体式的各部门协调推进。《方案》通过开展综合改革试点，配合相关领域的协同放权和协调支持，有利于实现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之间的任务直达和政策直通，能够明显提高试点任务落地的效率和效果。
此外，突出了经验的借鉴吸收和复制推广。试点地区既立足实际开展差别化创新，也注重互学互鉴。其他综合改革试点地区探索出来的经验做法，如，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加强外籍人士证件审批集成等，需要拓展到更多场景的，《方案》均予以借鉴和深化；浦东新区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行得通、干得成的举措，也要及时总结提炼和复制推广，更好发挥试点地区相互促进和对全国的引领带动作用。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和之前的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目的就是要提炼出来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成熟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