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是怎么做出来的？

2018年公司六周年庆上，一鸣表示，“全球化相当于换轨道，我们要修整汽车，而且还不能停下来调整，我们不能减速，必须同时往前走。”

之后，抖音赞助《中国有嘻哈》，爆款歌曲”Ci哩Ci哩”流行，独特的产品调性，让抖音成为流行文化社区。元旦前夕，抖音上线了尬舞机功能，一举登顶中国App Store……

抖音2018年的横空出世，让15秒的短视频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另一个窗口。目前，抖音国内日活用户规模超过2.5亿，海外版TikTok覆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登顶许多主流国家的应用商店榜首。

设计每天拿出一个大的模块，凌晨两三点上传标注好，研发第二天来上班时就能介入开发。这么干了一周，抖音第一版开发完成。

早期团队上上下下，从产品运营到研发QA，没人做过视频或拍照应用，每个滤镜贴纸，都要经过测试机很多遍参数测试，大家能快速学习不熟悉的领域，又有耐心慢慢磨。

“对用户体验有帮助的事，就是有收益。”张祎坚持自己对产品的想法。

“总觉得做完这个产品会好很多了，每次做完，发现还有更多的重要的事儿，而且比以前的事情更重要。”仿佛进入一条没有摩擦力的滑轨，抖音团队的每个人都停不下来，以为多招几个人就好了，结果招人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业务速度。

“刚搬到卫通大楼的时候冲千万，大家一起吃饭，说一千万太牛了，全中国才有几个一千万的产品。”抖音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哪怕一开始就参与的人，也没想到抖音走到今天。

另一边在北京知春路中卫通大厦9层的工区里，屏幕上一条实时变化的用户数据曲线“一直一直往上拉”，呈现出令人激动的斜率。

“当时很珍贵的是，产品没有那么大的流量，但是我们还愿意为细节去抠东西。”公司此前在多媒体方面没有技术积累，在起步晚的情况下想要赢得用户，只有一个笨办法——把功能体验打磨到极致，拿出超用户预期的产品来。

很多人没回家，留下盯春节红包的活动，“当时定的目标是六千万，冲到五千七的时候就感觉很爽，觉得今年冲到六千肯定没问题，我们就回家睡觉了。”最终，春节红包拉新3000万日活用户，部分头部达人的粉丝涨了4倍。

2016年8月，小安第二次来字节跳动面试时，公司已经从盈都大厦搬到了中航广场。

发版测试了一个多月，“薛老湿”终于觉得满意，不再搬运自己曾发在其他产品上的视频，而是开始用抖音发原创视频。像“薛老湿”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早期用户几乎都是这样一个个死磕下来的。外界普遍认为抖音在同类产品里很能打，其实所谓的“战斗力”回归到现实工作中，无非是一遍又一遍的打包、测试和沟通。

在一次周日大讲堂上，研发leader王晗和大家分享“抖音这一年之技术”，他认为，团队有追求，比有经验有数据更重要，“比如设计师，如果单纯选一个有经验的，也许产品会陷入平庸，没那么有朝气。”他停顿了一下，总结道：“年轻了不起。”

当时抖音团队的工位，在中航矮楼二层的高台上，运营和产品坐前面，技术坐后面。夜里两三点发版是常事，能量桶里logo的灯灭了，大家还在继续干活。

为了提高需求反应速度，技术团队主动要求取消提需求的流程，高优和bug追查可随时插入，保证了每周发一个小版本的迭代速度。在缺乏A/B数据的情况下，为了让技术了解问题，抖音运营专门拉了一个技术答疑群，让技术和用户直接沟通。遇到线上说不清楚的问题，用户会被邀请来办公室当面聊，头条食堂好吃的传说，逐渐在早期用户圈子里传开来。

视觉上，有人喜欢糖果色的二次元风，有人喜欢冷静低调的扁平风。

“公司最开始也没有太看好这个项目，就只是尝试，所以火山团队只有我俩出来了。”张祎是抖音的第二位产品经理，他和王晓蔚一起从头条主端出来支持火山运营，刚有点起色，又要一切归零做新项目。

然后五千万，一个亿，一点五个亿，截至2019年1月，抖音国内日活用户突破2.5亿，两瓶酒还在那里摆着。

临时来支援的头条主端设计师纪明发现，用户只能基于市面上已有的产品做判断，想象力很难超出日常经验范围。正如乔布斯所言，“大多数时候，你没有把设计给用户看之前，用户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抖音团队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运营、产品、技术和“薛老湿”拉视频会，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地调，经常改了这个，影响那个，这时候只能安慰“薛老湿”先用着，再去想怎么解决新的问题。

项目组盘点了市面上100多款短视频产品，从视频时长来看，有五分钟的，也有一分钟的，但没有产品覆盖15秒左右的视频；从用户画像来看，年轻人，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95后年轻人，缺少一款专属于他们的产品——项目组决定把宝押在这群人身上。

小安大二时在头条话题组做过运营实习，大四校招季开始不久，前leader王晓蔚打来电话：“我在做一个新项目，要不你来看看？”

“我就觉得‘我靠’……”小安仿佛被击中，“就是很年轻的一个团队，能在里面玩起来。”无论理性上认为这个项目多不靠谱，小安在感情上被这群人吸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