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佳铭：论法庭上的“诚实”

　　诚实，无疑是人们公认的一种美德。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但是，唯独在一个领域，人们可能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那就是法庭。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中称：“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者，皆讼牒法也（打官司的方法）。其始则教以侮文（叫人舞文弄墨写诉状），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通过欺诈和诬陷取胜）；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找对方的罪名进行威胁）”。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也曾说过，律师是“一帮学会了证明艺术的家伙，他们根据从哪一方收费而使用不同的语言，或者把白说成黑。”简言之，律师是一帮为了挣钱而肆意歪曲真相的人。这样的形象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大众，包括一些律师对法庭辩论的看法。

　　法庭辩论是说服法官的过程，法律之所以规定直接原则，也就是庭审，是让法官直接观察被告人的言谈、神态、举止，从而在感性上做出其是否诚实的判断。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以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判断其供述的真实性，并由此建立被告人是否诚实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法官是否采纳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卡尔·马克思说：“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但是，法袍之下，法官也有常人的七情六欲。他（她）首先是一个感性的人，而不是机器。庭审也不是输入证据，根据法律规则，输出判决的机械过程。一纸判决背后，不仅有法律规制和思维所形成的专业素养，还有法官在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常识、常理、常情，职业理性和生活感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法官独有的裁判权，将抽象法律规制适用于具体个案。

　　一个现实是，相比以国家名义出庭的公诉人，法官天性会对作为个人的当事人和辩护律师有更多的怀疑，这种怀疑是通过庭审的点点滴滴逐步消释的，这也是法官逐渐建立对当事人和辩护律师信任的过程。只有存在这种基本信任，法庭辩论才有意义。否则，不论言词如何凿凿、情绪如何激昂，一切都不过是自说自话而已。

　　这种信任的建立，无法回避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案件中的不利事实，这是法官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信的最重要参考。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对于不利事实本能是不承认，或者回避。问题在于，当指向这些不利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时，法庭不会因为否认或回避而不认定。

　　但是，这种态度会使法官做出当事人或律师不诚实的判断。有句法谚说：“一只碗里只能有一条臭虫。”法官在发现你在一件事上不诚实之后，不会再费心考察你在其他事实中是否诚实，而是可能带上有色眼镜看待你所有的辩解，这其实是人的通病。如果这样，法庭辩论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其实，在很多案件中，那些不利的事实并不是重要的。它也许只是当事人道德上的瑕疵，也许只是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其他无关犯罪的事实。但是，人在法庭上容易陷入一种只争输赢的偏执中，凡是公诉人说“是”的，我都要说是“错”的。这种现象背后，是人的控制本能作祟。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法官才是法庭的主宰，一切妄图控制法庭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还将把我们引入与定罪量刑无关的歧途中。

　　以尊重法官为前提，当事人和辩护律师能做的，是基于证据和法律的说理，这就是法庭上的“诚实”，也是对法官最大的尊重，由此才有法官对当事人和律师辩护意见的尊重。莎士比亚说：“老老实实最能打动人心。”辩论，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说的这些，能否被法官认真地倾听，并作为裁判的根据，这才是辩论的最终目的。

　　如果不利的事实是对定罪量刑十分关键的事实，好的辩护律师应当向当事人建议“退而求其次”的策略，如果指控的是重罪，是否可能退到轻罪；如果定性没有空间，是不是存在量刑从轻的情节。

　　中国古话说得好，“欲盈则亏”，凡事太过绝对，可能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一个案件的结果不是由当事人或辩护律师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它的证据决定的。如果抛开证据和法律论证自己的观点，那就只是争论，而不是法庭辩论。

　　专业的辩护律师，是在评估证据和法律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为当事人作出客观、理性、可行的建议，而不是将当事人的主观意愿，或者自己的“激情”，凌驾在事实和法律之上的强词夺理，或者避重就轻。“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当然，法庭上的“诚实”，并不是单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中的“坦白”，法律对如实说出自己所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进行宽待，从严处罚抗拒者，无疑是正确的，却与人性是相悖的。任何常人，当他（她）面对可能身陷囹圄或剥夺生命的指控，本能都是抗拒或逃离的。